从 HIV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精心设计的公共卫生宣传和接触者追踪的价值，到 SARS 疫情凸显及时沟通与信息共享的力量，所有以往的疫情暴发都为应对冠状病毒提供了经验。
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应对另一场疫情的出现，并汲取历史教训，以应对下一个威胁。
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受传染病的塑造，而当前这场危机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从过往经历中获得的知识，并反思这一次我们的处境有哪些改善。
1. 瘟疫，或“黑死病”（14世纪）
瘟疫（由细菌鼠疫耶尔森菌引起）如今仍在世界多个地区暴发，其中有两次尤为臭名昭著。
持续了200年的查士丁尼瘟疫于公元541年开始，分几波席卷欧洲、北非和中东，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阻碍了罗马帝国扩张的雄心（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其影响被夸大了）。
之后是更为人熟知的14世纪疫情，它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并使人口锐减，波及亚洲、欧洲和北非。
14世纪瘟疫疫情留下的最重要公共卫生遗产之一，或许是“隔离”（quarantine）这一概念。该词源自威尼斯语“quarantena”，意为四十天。
人们认为，14世纪黑死病疫情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巨大改革。这说明，传染病疫情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产生持久影响。
例如，大规模死亡导致封建社会各处劳动力短缺，往往带来更高的工资、更便宜的土地、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下层阶级获得更多自由。
由于各方权威被认为未能保护社区免受瘟疫的毁灭性打击，其公信力纷纷受损。人们开始公开质疑长期以来对社会结构、传统和宗教正统观念深信不疑的看法。
这促使人们与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互动方式及体验发生根本性转变。不久之后，鼓励人文主义和求知的文艺复兴时期随之而来。
黑死病也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品的主题变得更加悲观、阴郁。圣经叙事中出现了生动描绘暴力与死亡的场景，如今在欧洲许多基督教礼拜场所中仍可见到。
COVID-19 将如何重塑我们的文化，以及它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何种意想不到的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这场疫情已经带来明显的经济变化：一些行业兴起，另一些行业衰退，一些企业似乎将永远消失。
COVID-19 可能会使人们永久性地将虚拟技术用于社交、商务、教育、医疗保健、宗教活动，甚至政府事务。
2. 西班牙流感（1918年）
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疫情之一，是病毒的作用机制、免疫反应以及疫情传播时的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疫情发生时，世界刚经历了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十分脆弱。营养不良和过度拥挤十分普遍。
约有5亿人感染——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导致5000万至1亿人死亡。
这种感染的一个独特特点是，它往往会导致20至40岁的健康成年人死亡。
当时，人们将流感感染归因于一种细菌（流感嗜血杆菌），而不是病毒。用于治疗继发性细菌感染的抗生素还要再过十多年才会问世，配备机械呼吸机的重症监护病房更是闻所未闻。
显然，1918年人们对流感的医学和科学认知不足，使抗击疫情变得困难。不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包括隔离、使用口罩和禁止大型集会，帮助一些地区遏制了疫情传播。这些措施建立在此前控制结核病、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成功经验之上。
澳大利亚实施海上隔离，要求所有抵达的船只在乘客下船前，必须经联邦隔离官员检查放行。这很可能延缓并减轻了西班牙流感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也对其他太平洋岛屿产生了连带影响。
海上隔离的效果在西萨摩亚和美属萨摩亚最为显著；后者实行严格隔离，没有出现死亡病例。相比之下，西萨摩亚人中有25%死亡，流感是由一艘来自新西兰的船只传入的。
一些城市禁止大型集会，并关闭学校、教堂、剧院、舞厅和台球厅。
在美国，较早采取社交距离干预措施、实施时间较长且力度较大的城市，不仅挽救了生命，经济表现也更强劲。
口罩和手部卫生逐渐普及，有时还在城市中被强制执行。
在旧金山，红十字会牵头开展公共教育宣传，并要求民众在户外必须佩戴口罩。
一些地区由警察严格执法，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有时还会使用武器。
3. HIV/AIDS（20世纪）
西方世界首次报告 HIV/AIDS 病例是在1981年。
此后，约有7500万人感染 HIV，约有3200万人死亡。
许多读者或许还记得，HIV/AIDS 疫情初期令人困惑又恐惧（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至今仍是如此）。
我们现在明白，感染 HIV 并接受治疗的人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这些被称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可以阻止 HIV 复制，从而使患者血液中的病毒载量达到“检测不到”的水平。证据表明，病毒载量检测不到的人不会在性行为中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安全套和PrEP（暴露前预防）（即“暴露前预防”的简称，指每天口服一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供未感染 HIV 的人使用，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经证实可用于预防或治疗 COVID-19 的抗病毒药物，不过相关研究仍在进行。
HIV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精心设计的公共卫生宣传的价值，以及接触者追踪的重要性。对适当人群开展广泛检测是这项工作的基础，有助于了解社区感染程度，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个人和人群层面干预措施。
疫情还表明，用词和污名至关重要；人们需要确信自己可以安全地接受检测并获得支持，而不会遭到排斥。污名化语言会助长误解和歧视，并阻碍人们接受检测。
4.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2—2003年）
当前这场疫情是过去二十年间的第三次冠状病毒疫情暴发。
第一次发生在2002年，当时 SARS 从中国的马蹄蝠传播而来，扩散至全球至少29个国家，造成8,098例病例和774例死亡。
SARS 于2003年7月最终得到控制。然而，SARS-CoV-2 似乎比最初的 SARS 冠状病毒更容易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SARS 是应对 COVID-19 的一次预演。研究人员对 SARS 和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另一种仍在某些地区构成威胁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为 SARS-CoV-2 候选疫苗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研究，为针对 SARS-CoV-2 的潜在疫苗研发奠定基础。
从 SARS 中汲取的知识也可能有助于研发抗病毒药物来治疗当前病毒。
SARS 也凸显了疫情期间沟通的重要性，以及坦诚、如实、及时共享信息。
当然，SARS 推动了中国的变革；政府投资建设了更完善的监测系统，以便将急诊科发现的传染病和综合征实时收集并上报至中央政府数据库。
与此同时，还实施了《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要求报告异常和意外的疾病暴发。
科学、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从 SARS 中汲取的知识，使我们得以迅速分离病毒、进行测序，并在全球范围内共享SARS-CoV-2 数据。同样，重要的临床信息也在早期就传达给了医学界。
SARS 表明，在航空运输时代，病毒能够以多快的速度、以多大的范围在全球传播，也揭示了个别“超级传播者”所起的作用。
SARS 还凸显了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被称为“同一健康”，这种联系可能促使跨物种传播病原体。
最后，SARS 留下的一条重要但或许被忽视的教训是，必须持续投入疫苗和传染病治疗研究。
另一场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时，传染病研究人员中很少有人感到意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口和城市拥挤且彼此联系紧密，人类与动物近距离共处，这些都为传染病创造了滋生的有利条件。
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应对另一场疫情的出现，并吸取历史教训，以应对下一个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