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患者正在死亡，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得到诊治。
我们可以利用应用程序更好地了解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需要建立开源机制来收集和共享数据。
我的患者告诉我有关他妻子的情况时，声音颤抖。她出现了 COVID-19 症状，却害怕得不敢去医院。后来，急救人员因他家另一位生病的家人来到家中时，他已忧心忡忡。“请看看我妻子，我不知道她留在家里是否安全，”他对一名急救人员说。
他的妻子独自待在二楼房间里，呼吸浅促。急救人员发现，她在吸入室内空气时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75%，静息时也呼吸困难，不禁大吃一惊。她随即被送往医院，病情恶化后又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我安慰患者，并一再表示希望他的妻子尽快康复，同时不禁思考：如果我们当时有一套预警系统，他的处境会不会有所不同？如果她有症状追踪工具，能够提醒她尽早就医呢？如果她有联网设备测量血氧水平，或者有能够传递健康状况恶化早期信号的温度计呢？如果护理人员能够收到提示，每天与她联系呢？
我负责管理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家 COVID-19 评估中心，每天都会遇到出现流感样症状的人。这些症状从发烧、咳嗽和气短等典型症状，到与 COVID-19 相关但较少为人所知的症状不等，例如嗅觉丧失和胃部不适。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们对检测对象设有限制，这意味着许多检测呈阳性的患者并未接受检测，而是被送回家密切随访。尽管有密切随访，仍有一些患者被遗漏。最近，一名 47 岁的 COVID-19 阳性患者在家中去世。他为何在家中去世、为何没能早些就医，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个例。世界各地每天都有 COVID-19 阳性患者在未能进入医院的情况下死于这种疾病。医疗资源匮乏和充足的地区都发生了这种情况。
这令人悲痛，也让人不禁发问：这些死亡本可以避免吗？数百家公司、大学、卫生部门和政府机构推出了自我评估应用程序、症状追踪器和 COVID-19 专用工具，这表明我们确实可以利用技术更好地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如何传播、对健康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向人们传递有针对性的健康信息。这些应用程序配备了地理定位、接触者追踪和自我诊断等功能，让人相信它们能够帮助挽救生命、改善健康状况。确实如此，对有些人而言效果更为显著。然而，这场创新浪潮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如何最有效地遏制这场疫情。
首先，我们无法战胜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如果说这场疫情中有比疫苗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数据——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动态、症状、检测结果和住院情况的数据。经过核实、具有纵向追踪性质且类型多样的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疾病对人群和卫生系统的影响。我们响应了这一呼吁，全球抗击 COVID-19 的行动产生了海量数据，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困在彼此隔绝的数据库中。社交网络具有网络效应，平台的价值会随着加入者增加而超越个体价值的总和；同样，数据与互补数据结合后，也能产生新的用途并带来新的见解。
其次，我们需要建立开源机制，使国家和次国家级卫生系统能够及时收集并共享这些宝贵数据，同时保护隐私。全球各地脆弱的卫生系统已经被 COVID-19 传播所引发的需求海啸压得不堪重负。每个人都争相为问题打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忽视了这场疫情对速度的迫切需求。某地的疫情可能演变为席卷各地的大流行。我们需要公开共享工具——包括硬件和软件——并认识到，世界某个地区的短期收益若不与其他抗击这一病毒的地区分享，便毫无意义。
为了应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组织，具备召集各方的能力、专业技术知识和财务资源，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公私合作，并促进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论坛、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完全有条件发起这样的全球开源行动，调动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源，快速开发开源工具原型，与其他地区共享设计方案和代码，并帮助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定制工具，将其作为抵御这种疾病的有形和无形铠甲。开源并不意味着无利可图。围绕这些工具的使用，可以建立创新商业模式，以推动更多创新并创造收入。
当我们走出这场大流行时，我们不会记得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人，而会记得数十亿受苦的人。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不仅要举办更多黑客马拉松、设立更多社会影响力基金，更要推动一场真正协调一致的全球开源数据共享革命，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战胜 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