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社区组织和宗教团体在内的非正式网络正在挺身而出，帮助人们应对 COVID-19 疫情。
它们填补了传统公共和私营组织往往未能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空缺。
如今正在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可能影响我们从 COVID-19 疫情中实现经济和健康复苏的进程。
COVID-19 疫情促成了许多正式应急响应、倡议和合作关系的建立。但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往往最先采取行动的是非正式网络，也就是由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群，包括社区组织、宗教团体和俱乐部。
以下是非正式网络对于推动有意义的变革至关重要、必须成为 COVID-19 应对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四个原因。
世界经济论坛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1. 非正式网络填补了其他组织没有填补的空缺。
在世界各地，非正式网络往往能架起桥梁，弥补现有机构因种种原因未能填补的系统性缺口。在交通不便、没有车辆便无法获得核心服务的“交通荒漠”地区生活的低收入、社会孤立和缺乏权利的家庭，往往在危机中首当其冲。
为应对新冠疫情，许多社区组织挺身而出，为有需要的人送去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并帮助社区居民居家隔离。例如，一些社区组织发起募捐，并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超市电子礼品卡，由超市配送商品，帮助家庭为复活节、斋月和逾越节等节日准备餐食。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与……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地方信仰社区联合学习倡议组织和宗教促进和平组织等非正式网络，以支持相关组织决定如何向社区提供资源。
这种做法并不新鲜，而是弱势群体沿用已久的策略，能够精准应对社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例如，在底特律，交通支出占收入最低的20%家庭净收入的30%，公共交通也不完善，居民依靠一张由 人情互助和非正式拼车组成的网络，去参加求职面试、购买食物和上学。在纽约市的华盛顿高地等社区，Dollar Van 网络提供非正规网约车和共享出行服务，帮助居民应对公共交通不足的问题，其乘客量甚至超过了一些私营出行服务商。纽约市，Dollar Van 网络提供非正规网约车和共享出行服务，帮助居民应对公共交通不足的问题，其乘客量甚至超过了一些私营出行服务商。
2. 它们是天然的焦点小组。
要以一定的严谨标准收集边缘化社区的数据，可能格外困难。从人口普查到商业企业的各种工作，尽管洞察中可能存在数据缺口，仍不得不依赖这些数据。例如，可以看看加拿大的第一民族社区。这些社区代表了该国的原住民群体，并且 关闭了边界，以限制 COVID-19 疫情带来的暴露风险。由于该网络收集了有关其社区的数据，世界各地的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都对其产生了兴趣。
非正式网络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非正式网络的领导者汇集对各自群体的了解，以便为他们提供支持。他们不仅深入了解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也对文化细微差别、信任方面的挑战以及与正式机构建立合作的可能性有着格外敏锐的把握。这意味着，对于进入新地区、部署新技术或测试新理念的组织来说，获取可靠、完整数据最快的方式往往是通过社区网络的领导者。
非正式网络的数据可能缺乏协调，也未遵循最基本的操作规范最佳实践，部分原因在于目前没有针对非正式网络的明确工作框架。相反，社区领导者往往会按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做法，保存他们认为相关的信息，并掌握社区成员的需求、愿望、挫折与成功的全貌。在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倡议时，我们需要考虑调整自己的数据收集框架，并让这些领导者愿意参与其中、分享他们的知识。
3. 非正式网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非正式网络的动机往往不同于公共或私营实体。宗教团体通常会秉持“羊群”心态，承诺给予精神上的回报。社区组织则往往会建立自己的部落式体系，营造一个他们努力维护的微型社会。
非正式网络往往建立在某种身份认同之上，而这种认同可能受到更广泛社会群体的威胁，例如国际学生团体彼此联结，在大学校园里烹制家乡菜。许多移民都有过这样的惊喜经历：忽然听到一句家乡话，语调和母亲说话时一模一样，随之而来的便是亲近和信任感。这些非正式网络往往最先在危机中挺身而出，愿意为彼此承担更大风险，也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盟友。
COVID-19 疫情袭击威彻斯特县时，正值三月初犹太节日普珥节前几天。公共机构实施封锁，私营企业重新考虑商业机会之际，来自哈巴德哈西德派网络的宗教领袖在被封锁的住宅门口诵读《以斯帖记》。在 东京、首尔、罗马和米兰，该网络根据卫生部门批准的方式调整庆祝活动，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局势。
为确保我们确实开始进入复苏阶段，各机构需要与正式网络合作，协助落实并扩大推广建议的卫生措施，减轻疫情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并建立公众对公共和私营机构的信任，避免恐慌在卫生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过去后仍持续蔓延，甚至可能演变成经济萧条。
随着世界从这场疫情中复苏，人们会更多批评各个机构如何应对危机、反应有多快、采取了哪些措施。非正式网络能够以建设性的积极态度平衡这些重要讨论，帮助确保世界继续前进。
4. 它们或许不为人所见，却能改变世界。
阿拉伯之春是近年来非正式网络改变世界的一个显著案例。看似缺乏组织的人们依据共同价值观推动变革，促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几乎不可能由任何公民组织、公共机构或私营组织发起。
他们并非第一批这样做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批。美国革命由一支 农民自发组织的民兵发起，其动力来自臭名昭著的“无代表，不纳税”问题。弗拉基米尔·列宁通过 “地下党活动”建立起声望，最终促成沙皇俄国的终结。甚至塔利班最初于20世纪90年代初聚集起来时，也只是一小群曾抵抗苏联占领阿富汗（1979-1989）的游击战士，后来一群学生加入了他们；塔利班这个名称源自普什图语，意为“学生”。
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容易受到 COVID-19 所引发的冲击和动荡的影响。这场疫情造成了历史上极高的失业率，而我们的统计数据并未涵盖许多人，包括无证工人和以现金结算工资的劳动者。世界 银行最近试图量化 COVID-19 带来的经济冲击时，其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受苦最深的可能是非正式就业者；他们……处于隐形状态，很难识别、找到并提供帮助。”
这场疫情正在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部分原因是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承受了难以估量的压力。过去一个月里，许多失业或关闭企业的人都在焦急等待政府支票，希望能为家人带来一些缓解。还有一些人宁可冒着感染风险，也不愿放弃为了几美元而配送包裹。
如果认为这只是一场与大众无关的弱势群体悲剧，那就错了，因为这些人同样不得不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超市、检测中心和收容所。他们没有储蓄账户可依靠，只能等着找到下一份工作；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允许自己再等几年，直到退休金恢复到较为充足的水平。拿到补贴时，他们会用来购买必需品和偿还债务；拿不到补贴时，他们就会求助于非正式网络——正是这些网络一直为宗教节日提供免费餐食，或为新手妈妈送去婴儿床和尿布。
然而，如果这些非正式网络得不到充分赋能，它们能做的终究有限。如果我们在支持 COVID-19 疫情后的复苏和经济复苏方面力有不逮，而它们也无能为力，那么就很难预测，那些我们惯常抛在身后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会让全球经济在医疗保健、犯罪增加、收容所床位和救济资金方面付出多大代价。
一个社区此刻正在形成：人们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发帖，发送短信和打电话，在阳台上唱歌、鼓掌，在窗户上写留言、画彩虹，还在超市排队时隔着六英尺向邻居挥手。没有这个社区，老年人在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后，可能无力负担足够的居家照护和免费医院病床。有了它，被裁员的侍者、调酒师和保安得以受聘担任私人采购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弥补部分收入损失。
非正式网络能够改变个人的现实。在某些情况下，历史表明，这种影响可以迅速扩大，甚至足以改变世界。我们或许正站在一生难逢的十字路口，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如果我们决心让那个新世界变得更好，又怎能轻视这些强大的盟友？
如果这些为应对 COVID-19 并从中复苏而形成的非正式网络组织起来，它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主动联系它们，又能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