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阿纳托利·卡莱茨基表示，新冠肺炎相关统计趋势的发展，没有媒体标题所暗示的那么令人担忧。
在湖北，疫情最初三周内已有4万人感染。
韩国和意大利疫情最初三周的可比数据分别为5000人和2500人。
中国境外的病例数可能会升至7.5万至75万例之间。
一人死亡是悲剧，百万人死亡则只是统计数字。无论斯大林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它都残酷而精准地描述了经济现实。全球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恐慌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例过早死亡都是一场人类悲剧。但是，听起来或许冷酷，这场疫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最终将由数字决定。幸运的是，就此次情况而言，相关数字的发展远没有恐慌性媒体标题可能暗示的那么令人担忧。
这些标题在未来几周可能会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因为美国才刚刚开始 广泛的新冠病毒检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和全球舆论于4月下旬或5月开始趋于平静之前，被确认患病和死亡的美国人数将迅速攀升，金融和经济情绪也将随之做出反应。但是，无论具体时间如何，疫情爆发后两个月的统计证据表明，除了疫情起源地中国湖北省外，新冠肺炎最终将对全球健康和死亡率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
对于任何理解传染过程中指数级复合增长的人来说，下面的图表不言自明。下面的四张图表展示了媒体、政界人士和投资者如何看待新冠病毒威胁。在每个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国家，感染水平都在近乎垂直地攀升，并且显然遵循了湖北的早期模式，患者人数每3至4天翻一番。但请注意，这些看似相似的疫情在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见图表左右两侧）。在湖北，疫情最初三周内已有4万人感染。韩国和意大利是中国境外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两国疫情最初三周的可比数据分别为5000人和2500人。
下一张图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更有意义的视角来观察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它还显示，湖北与其他地区的疫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传递的信息截然不同。在每个受影响地区，病毒传播情况（此处采用对数刻度，这对任何指数级传染过程都是恰当的）都在几乎停滞的状态下放缓，大致与湖北的情况一致。媒体不出所料地更青睐那种看似耸人听闻的线性叙事，即将湖北的经验外推为一场导致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死亡的全球浩劫。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政界人士和医疗专业人员也在宣扬这种具有误导性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识到传染是一个与人口成正比的指数级过程，那么迄今为止的证据远非末日般的景象。中国在4至6周内成功稳定了传染速度，似乎在其他四个亚洲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得到了体现，这三个国家病例数量充足且疫情持续时间足够长，足以开始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新加坡、日本和香港。虽然近期韩国病例激增的情况看起来更加令人担忧，意大利北部的疫情也是如此，但这两个国家的指数级趋势线都已从凸形转为凹形，大致与约一个月前香港、新加坡、日本以及湖北省以外的中国地区的情况相似。
撇开湖北不谈（当地病毒曾在一个月或更长时间里不受控制地扩散），所有曲线似乎都趋向的渐近感染水平为每百万人口10至100例，即湖北确诊感染率（每百万人口1100例）的十分之一至百分之一。来自所有受感染地区的证据，甚至包括湖北省在内，都表明一旦传染曲线趋于平缓，病毒传播便会降至可忽略的水平，这或许是因为病情严重的患者已得到彻底隔离和治疗，而无症状携带者的传染性实际上比最初担心的要弱得多。1
因此，与其为一场灾难电影式的情景做准备（即各国专制政府围捕数十亿人，并将他们像湖北那样实施封城隔离），更合理的预期似乎是类似以下的情景。全球人口中每一百万人，可能有10至100人会以可观察到的形式感染该病毒。以75亿全球人口计算，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在已确诊的湖北省6.7万多名患者之外，将从 目前近4万例 增至7.5万至75万例。
这一范围似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重点在于，即使是该范围的上限，也远低于媒体目前主导报道的最坏情况。此外，从医疗和行政体系较为完善的亚洲国家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些患者中可能仅有2%至3%会死亡。在新加坡，这一国家的初始 人均 感染率在中国之后位居最高，迄今尚无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诚然，医疗效率较低的贫困国家死亡人数可能会高得多。但即使全球死亡人数是先进亚洲国家经验的四到五倍，比如死亡率为10%而非2%至3%，这也意味着全球将有7500至7.5万人死亡，再加上湖北已有的2800名死亡患者。这将是一场人类悲剧；但作为具有经济或政治影响的统计数字，与全球每年在正常健康和死亡率条件下死亡的5500万人相比，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