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首批新冠病例七个月后，疫情已扰乱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机构停摆、秩序混乱，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沟通、工作以及照料家人和社区。
这种程度的全球性扰乱带来了重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也有望创造空间，推动现状转型。如果能够善用这一机会，科学事业便可确保我们具备所需的科学能力，继续创新，满足当今新冠疫情之下以及后疫情时代的需求。
在“需要是发明之母”的时刻，我们看到科学事业在应对新冠疫情挑战时变得灵活且包容。这表明，只要解决四项关键挑战，科学就有可能适应变化，并在后疫情时代提供研究人员和世界所需的成果：
1. 重新思考研究经费的资助方式
新冠疫情引发的流动限制，正揭示大学和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TEM）研究的机构财务中可能存在的巨大缺口。
随着学生重新考虑是否入学或推迟入学，各大学在2020-2021学年面临学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有估算显示，英国大学学费收入将减少24.7亿英镑，澳大利亚（46亿澳元）和美国（可能达到230亿美元）也面临类似损失。
学生学费往往为STEM研究活动提供资金，因此，除非重新思考当前的研究资助模式，否则用于开展当下世界所需研究以及面向未来研究的资源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
快速响应资助机制在疫情期间已启动或建立，用于接收和处理与新冠相关研究的资助申请，这些机制展示了重新思考资助模式可能产生的影响。通常，资助申请评审需要七至九个月，而这类快速资助的决定可在48小时内至数周内作出。随后，资金会在数日内拨入大学账户，使研究人员及其团队能够更快开展工作。
如果危机期间能在数小时或数周内识别出符合条件的申请，常态下也能做到。加快研究资助流程还有一个优势：提交申请的团队往往已经组建完成、基础稳固，可以立即开展工作。迅速处理资助提案，能够抓住构想所蕴含的热情、兴奋与决心，从而提高取得创新和创意成果的可能性。
2. 重新审视哪些研究获得资助
即使建立了可持续的资助模式，仍有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确保获资助的研究既满足短期需求，又能预见未来需求。
必须优先支持基础“基础性”研究，以促成中长期的突破。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保障应用研究，使其能够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需求。一种实现方式是更平等地重视并资助科学的两个分支。
在美国，基础研究通常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其预算为80亿美元；生物医学和转化应用研究则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其预算为410亿美元。NIH的经费是NSF的5倍。这传递了什么信息？它说明哪类研究更受重视，也说明研究人员和机构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如果能使经费拨款更加均衡，就可能改变科学事业，带来更多突破性的跨学科发现，例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项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生物学。
这种资助模式的可能性对科学事业的速度、范围和影响至关重要，新冠疫苗研发竞赛就证明了这一点。研发疫苗需要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兼备。例如，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对SARS-CoV-2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序和注释，以识别突变和可作为药物靶点的位点，那么研发出可行疫苗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3. 重新构想科学出版模式
疫情期间，每一天都至关重要，因此科学数据的时效性前所未有。研究人员、记者、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纷纷转向自行发布的预印本稿件，以发现重要的新数据。
预印本虽未经同行评审，但能实时、更快地发布结果；传统同行评审流程则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等论文刊登在学术期刊上时，数据或许已经过时。不过，这种方式也面临重大挑战：对于已改作他用的抗疟药物羟氯喹，对预印本和同行评审论文进行分析及后续审查时，就发现了种种失误。
质量控制是科学出版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评估假设时，努力证伪并找出失败，是科学进步的基石；但若绕过评审体系，也应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额外不确定性或不透明。
出版界因向公众免费开放与新冠相关的同行评审研究而受到赞誉；这些研究通常会被置于付费墙之后。展望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所有研究能否、又是否应该向任何人开放？如果我们希望加快科学研究的进程，并让研究发现真正透明，那么转向开放获取模式就有充分理由，而这种模式应能让研究团队和出版商都持续运作。
新冠疫情扩大了bioRxiv和medRxiv等预印本服务器的覆盖面和可访问性。这种科学出版渠道带来的新访问方式，将在后疫情时代产生连锁影响，因为它吸引了新的受众，他们希望获取开放的科学内容。
4. 重新思考科学传播方式
新冠疫情使科学、社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各国政府为遏制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而采取的政策之间，出现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融合；这种发展确实令人乐观。
这些良好的发展势头需要得到培育。今后，我们需要意识到，人们如何理解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有何用途，可能取决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因素：科学如何传播。如果我们希望最优秀的科学融入政府、政策、产业、商业和广大公众基于证据的决策，科学界就必须持续培训研究人员，使他们能够出色地传达自己的研究及其对社会的贡献。
已有一些计划和让科学家在学术界以外更广泛参与的机会，但总能做得更多。除了基层做法，还必须获得机构支持，从大学阶段开始开展科学传播培训，并为职业生涯早期和资深科学家创造机会，让他们接触面向不同受众传播研究成果的工作。专门而有系统的培训，很可能会大幅提升未来科学界的能力。
然而，即便科学传播做得再好，只有当世界愿意倾听科学家的声音时，传播才会有效。如果新冠疫情留下的一项遗产，是让科学成为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在具体挑战出现时提供解决方案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已经大幅迈进了一步，确保科学事业为公共利益带来最佳成果。
作为科学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把能够引发剧变的力量视为可带来地动山摇变化的力量。新冠疫情正是这样一股影响科学的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我们应当期待科学事业出现改变范式的创新。若达不到这一点，就会错失科学与社会的一次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