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财长承诺遏制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威胁。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撰文指出，央行和政治领导人应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确保市场流动性、扶持小企业并鼓励消费。
上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使用“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遏制 COVID-19 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威胁。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回答什么才算适当，以及哪些措施会奏效。
最初的应对措施是央行降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不过，尽管央行可以迅速行动，但鉴于利率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目前尚不清楚它们还能做多少。无论如何，美联储降息时未能与其他主要央行协调，发出了应对措施缺乏一致性的负面信号。
此外，货币政策无法修复断裂的供应链。我的同事布拉德·德隆曾试图说服我，注入央行流动性可以像2008年那样帮助全球集装箱运输恢复运转。（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梯里会聊些什么了。）但2008年的问题是资金流动受阻，央行注入流动性可以修复这一问题。
然而，如今的问题是生产突然停摆，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弥补。无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怎么想，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都无法让因隔离而关闭的工厂重新开工。同样，只要消费者和旅客担忧的是安全而非成本，货币政策就无法让他们重返商场或乘坐飞机。鉴于通胀已经低迷且还在走低，降息不会有害；但不应指望它们能带来多少实际经济刺激。
遗憾的是，财政政策也面临同样情况。企业忙于应对员工健康问题和疾病传播风险时，税收抵免无法让生产重启。消费者担心自己最喜欢的快餐连锁店是否安全时，削减工资税也无法提振可自由支配的消费。
因此，首要任务应是检测、遏制和治疗。这些工作需要财政资源，但能否成功更取决于行政能力。要恢复公众信心，就必须透明、准确地报告感染和死亡情况；还必须赋予公共卫生部门独立央行所享有的那种自主权。（遗憾的是，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往往不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不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样，不会有害。意大利已率先采取行动，推迟缴纳税款和偿还抵押贷款，向小企业提供更多税收抵免，并增加其他支出。迄今为止，美国采取行动的意愿较弱，甚至没有通过帮助人们支付医疗账单来鼓励他们接受检测。
财政刺激的一项障碍是，其效果会外溢到国外，因为新增支出中有一部分用于进口。因此，各财政当局都犹豫不决，各国政府合起来提供的刺激也少于所需。这说明有必要协调财政举措，正如二十国集团国家在2009年所做的那样。然而，若以当年的标准衡量，七国集团近期公报承诺采取“一切适当行动”，不过是空头支票，几乎未能增强信心，也未让人相信各国政府会采取全球形势日益恶化所要求的协调行动。
此外，还有财政鹰派和货币政策批评者声称，任何官方干预都会适得其反。例如，他们警告说，如果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至负值，金融体系将受到损害。但尽管利率确实可能低到足以造成这种后果，所有证据都表明，当前利率仍离这一水平很远。
此外，有人警告说，债务沉重的政府实施财政刺激会削弱而非增强信心。有人认为，日本的债务已经高得危险。这种夸大的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日本政府拥有大量公共部门资产，可以用来抵消债务。同样，有人提醒我们，美国面临不断加重的福利负担；这种说法忽视了公共债务利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或许十分庞大，但受到严格控制的金融体系降低了该国批评者多年来一直错误预言的那类金融危机风险。
面对全球危机，央行和政治领导人应无视这些谬论，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确保市场流动性、扶持小企业并鼓励消费。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当问题不在于流动性短缺，而在于供应链中断和恐慌蔓延时，这些教科书式的应对措施只能产生有限效果。如今，经济稳定最重要的是依靠公共卫生部门采取行动；应向这些部门提供履职所需的资源和自主空间，包括与外国同行合作的自由。1
在抗击 COVID-19 大流行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七国集团等机构应谦逊地承认，“一切适当的工具”首先指的是医务人员和流行病学家的手段。协调、自主和透明必须成为行动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