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推测，这场疫情将扭转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趋势。
他预测国际合作将减少，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
此外，城市的增长趋势也可能出现逆转，因为人们将居住在更宽敞、更不拥挤的地方。
一个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降低的世界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未必是积极的。
过去四十年间，全球化和城市化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股推动力。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40%上升到如今的60%以上。同期，城市居民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已超过4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新冠肺炎将逆转这两种趋势，既加大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加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人会赞扬这些变化，认为它们提高了安全性和韧性。但一个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降低的世界，也将更加不繁荣、更不稳定、更缺乏充实感。
以下是关于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的两个核心预测：
全球化减弱，孤立加剧。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贸易、投资、供应链和人员流动方面持续数十年、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就已开始停滞。在我们生产和消费的产品、与我们交往的人群，以及我们获取能源和资金的来源方面，我们开始更多地向本地看齐。
回顾过去，我们将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年视为“全球化的顶峰”。此后，衰退、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的叠加，在西方国家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和反移民共识，美中贸易战便是例证。
发达经济体对冠状病毒的反应只会强化这一共识，因为所有国际事务都将被视为带来不必要且危险的风险。过去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共识，如今正趋于固化为“去全球化”的现实。
我们被告知，这种去全球化将使我们所有人更具韧性。但它也会使我们更不繁荣，选择更少，价格更高。它还可能使我们更不安全，因为国际合作将减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将增加。
密度降低，距离拉大。城市化很可能成为冠状病毒的另一大受害者。与全球化不同，城市化日益加速的趋势并未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即便是美国这个以郊区生活为一切特征的国家，也加入了全球涌入城市的浪潮。人们被城市吸引，不仅因为经济机会，也因为城市生活方式。
新冠疫情之后，人们将更加畏惧拥挤的火车和公交车、咖啡馆和餐厅、剧院和体育场、超市和办公室。拥挤的空间是城市的生命线，但如今人群被视为主要的健康风险。有能力离开城市的人将越来越倾向于这样做。无法离开的人则会感到风险增加，于是蛰居家中，减少出行和接触。很难想象没有地铁、第五大道上人头攒动的曼哈顿景象，但这可能正是新冠疫情后日益增长的现实。
去城市化将损害经济增长，因为城市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已被证明是创造力和创新的卓越孵化器。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一点可能尤为明显，因为人口从农村向迅速扩张的城市迁移，或许是减贫的关键推动力。此外，城市的萎缩还将带来其他不利影响，从削弱文化活力和世界主义，到加剧气候变化。除了生产效率更高之外，城市往往也更具环境可持续性。
就我个人而言，一个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降低的世界将远不那么吸引人。而且，这也是一个会损害经济繁荣、减少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增加他们之间发生冲突可能性的世界。
我们对新冠肺炎的即时反应，将促使我们既想去全球化，又想去城市化。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深远的长期代价。全球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在后冠状病毒时代更是如此。解决之道在于管理这些挑战，而不是逆转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