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是一名来自中国广东的医生。
他被派往近1,000公里外的武汉，在客厅方舱医院救治新冠患者，为期6周。
客厅方舱是武汉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武汉是新冠疫情暴发的城市。
本文是系列报道之一，记录了过去四个月在武汉生活和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第一人称经历。系列其他文章请见这里。
2月9日午夜前后，老板打来电话，把我从深夜吃鸡翅的兴致中叫了出来。
我在南方的广东省一家医院急诊室工作，知道这么晚来电话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妻子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顿时哭了起来。
果然，医院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加入一支医疗支援队，前往中国新冠疫情的中心——中部省份湖北。“如果你们需要我，我很乐意去，”我说，“但我得先和家人商量。”说实话，也没什么可商量的。这对家人来说会很难熬，但这是正确的选择。
凌晨1点30分，我正式接到入选通知；3点多收拾完行李，早上7点便来到医院，准备出发。同事们，包括那些我并不熟悉的人，都拥抱我道别。有些人还偷偷把口罩、手套之类的东西塞进我的行李。
从1月下旬开始，中国从全国各地向湖北派遣了4.2万多名医务人员。其中约有2,500人来自广东。我所在的队伍共有310名医护人员，包括我所在医院的两名护士。我们算是幸运的：出发是自愿选择的。我们队里有些年轻医生则是在所在科室无人报名后被随机抽调的。
集合准备登机时，我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不知道工作会有多危险，不知道要离家多久，甚至不知道会被派往湖北的哪个地方。抵达后，我才知道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省会武汉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客厅方舱。
2月13日：初印象
我到武汉已经三天了。今天凌晨2点开始了我的第一个班次，持续了六个小时。
疫情暴发前，客厅宽敞的展厅曾举办电影节和艺术节。2月初，武汉市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其改建为一所临时医院，收治约1,500名症状较轻的新冠患者。
方舱医院缓解了武汉医院床位短缺的问题，但另一种短缺仍然十分严峻：武汉医疗系统突然扩容，又接收了数千名病情较轻但具有传染性的患者，导致个人防护装备需求激增。我们这样的支援队成员接到通知，要尽可能自带物资，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等日常必需品。
我们这样的支援队成员接到通知，要尽可能自带物资。
王伟，医生
但各地医疗装备都十分紧缺，我们也不知道还能从哪里弄到更多物资。商量之后，2月12日，我们决定向家乡的市卫生局求助。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立即捐赠了500副护目镜，还成功说服市里给我们送来一批优质N95医用口罩。
第一个班次开始时，我巡视了新的工作场所。我负责的病区收治了400多名患者。每班只有四名医生和几名护士，我们每个人都要照看约100人。
夜班开始时，大多数患者已经睡着了，但有些人还醒着，担心自己的病情正在加重。我为他们测量生命体征，并安慰他们一切正常。
有时，几句暖心的话，只要措辞得当，能缓解患者的焦虑、帮助他们休息，效果甚至胜过药物。
2月17日：漫长的一天
我渐渐体会到夜班的好处：我们上班时，大多数患者已经睡着了，工作也轻松一些。
白班更具挑战性。我们基本上是在扮演社区医生的角色，观察患者病情、管理用药，并帮助他们处理情绪。
护士每天为患者测量三次生命体征。如果患者心率超过130、体温超过38.5摄氏度，或血氧水平低于93%，我们就安排他们转到收治病情较重患者的医院。
他们大多很焦虑，但漫长等待中积累的恐惧有时会爆发成愤怒。
王伟，医生
与重症监护室里的医生奋力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相比，这些工作或许显得相对平凡，方舱医院也有自身的风险。我们照护着数百名可能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患者，因此必须假定新冠病毒随时随地都存在。
患者有时也会提出很多要求，尤其是他们等了好几天才接受检测，想知道自己是否仍携带病毒，却因检测试剂盒持续短缺而一次次被拒之门外。
他们大多很焦虑，但漫长等待中积累的恐惧有时会爆发成愤怒。第一个白班时，一群患者围住我，不停地大声提问。有人想立即出院，有人很担心，希望继续留下，还有更多人追问为什么自己还没接受检测。
他们一边咳嗽，一边责骂我，唾沫飞溅到我身上。有些人甚至拉扯我的防护服。只要其中一人情绪失控，扯破我的防护服或口罩，后果会怎样，我实在不敢想。
2月18日：集体疏导
我们的工作大部分就是与患者沟通、缓解他们的压力。今天，我们的方舱医院成为首批为患者建立微信社交群的医院之一。患者可以在群里询问病情、彼此交流，甚至在出院或转到其他医院后分享生活近况。
让患者及时了解信息，有助于他们更有掌控感，也能减轻恐惧。这对我们也有帮助：关于离开方舱后的生活，有些事情这里的医生只有通过阅读群消息才能了解。
和我交谈过的患者中，约四分之一认识的人最近去世了。还有一些人完全不知道亲人遭遇了什么。
有一天，一位患者告诉我，睡在他旁边床位的老人看起来很焦虑，想要离开。他等检测结果已经等了很久，好几天没收到妻子的消息——妻子正在一家收治症状更严重患者的医院接受治疗。
他非常害怕妻子出了什么事。最后，我们请一位武汉本地护士去那名女子接受治疗的医院看望她。
3月1日：缓解压力
患者会承受方舱生活的压力，医生也一样。方舱生活中，我们每30小时轮一次班，每班六小时，但远离家乡、身处陌生环境，与未知疾病抗争的压力正逐渐压垮我们。
有时，聊聊我们想念的食物，或约好等一切结束后互相拜访，会让人轻松一些。
王伟，医生
即使下班，我们也不准离开酒店范围。但我们不能整天闷在房间里，所以偶尔会去彼此房间串门聊天——当然，会保持安全距离。有些人开始在室内跑步，一天跑6公里，不用走出房间。
夜班时，等所有患者都睡着后，我会坐下来和当班护士聊天。和我们一样，她们来自中国各地。大多数人离开家人来到这里；有些人的孩子还不会走路。有时，聊聊我们想念的食物，或约好等一切结束后互相拜访，会让人轻松一些。
虽然遇到过挑战和冲突，但在武汉这段时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患者对我们的尊重。一天晚上，凌晨2点下班后，我进办公室休息，发现一位女士正在用手机拍照。她说自己第二天就要出院了，觉得亏欠那些离开家来帮助她的医务人员。她想和所有医生、护士一起录段视频，这样就不会忘记我们。
行医七年来，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3月17日：归途
我已经把行李和物资通过快递寄回家。寄完东西时，我累得几乎要倒下，突然接到一位在武汉认识的公交车司机打来的电话。
有一天，他开车送我上班，我们因此认识了。那天我因为胃痛误了班车，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去医院。聊天时，他告诉我家人平安无事，但一位同事的母亲去世了。她很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只是从未得到正式确诊。
他是自愿报名为医生和其他有出行需要的人提供班车服务的多名武汉公交司机之一，当时全市正处于封控状态。每15分钟就有一班车。每名司机一次连续工作六小时。为了准时，他们经常蹲在路边吃饭。他送我下车后，我给他寄了一些日常用品，包括口罩。
我没想到还会再收到他的消息，但他得知我们队伍要离开武汉后，打电话来道别——我们已于3月8日让最后一名患者出院。他说我的礼物让他很感动，还把我寄去的一些东西分给了邻居。他还说，如果我以后再来武汉，他全家会带我游览整座城市。
这样小小的感激之情如今已十分常见。许多方舱医院的保安、警察和志愿者都是自愿报名来这里的。回想起来，我其实没有选择：应对疫情是我的工作职责。他们本可以选择不来，却仍愿意冒险。
3月20日：回家
我们今天离开了武汉。车队穿过城市时，每个路口都有汽车为我们鸣笛，居民也探出窗户挥手道别。
我不想被称作英雄，但我在武汉交谈过的医生都认为，此次疫情让中国医务人员的声誉达到顶峰。就在几个月前，读到医生遭到不满的患者伤害甚至杀害的新闻似乎还是家常便饭。如今想来，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个冬天，医患之间充满了相互理解，双方似乎都明白谁都不容易。不过，我和同事有时还是会讨论，等一切结束后，患者是否会继续善待我们。我们只能抱有希望。
前几天，医院向我要一张在武汉期间拍的照片，还让我配上几句话，但我只能写出三个字。
“愿早日恢复正常。”
本文由六声的蔡逸文口述整理。
译者：刘易斯·赖特；编辑：基利安·奥唐奈；肖像画家：张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