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者追踪应用是追踪病毒的有效方式，但适当的数据治理至关重要。
治理机制应涵盖三个基本因素：隐私等个人权利、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一种平衡的方法是授权公共目的访问，这是一个管理数据使用的框架，有助于应对大流行病等严重问题。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接触者追踪应用的使用引发了关于此类工具对隐私和人权影响的争论。接触者追踪应用可以是对抗病毒的有力武器，但它们也可能成为国家监控的工具。
为回应政府的举措，多个私营部门倡议应运而生，承诺更加重视隐私保护。其中包括谷歌和苹果开发的一个暴露通知平台（苹果-谷歌暴露通知框架，或AGF）。该平台使用户免受政府监控，但在此过程中，实际上使技术开发者（数据持有者）扮演了国家的角色。这使得如何管理这些私营公司所收集数据的使用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此外，AGF采用基于同意的参与模式，而这种模式有时被证明不足以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总体而言，积极利用个人数据的国家在抑制病毒方面更为成功。挑战在于，尤其是在致命的大流行期间，需要在个人权利与整个社会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概括而言，接触者追踪应用可分为三类：
1. 集中式工具，根据用户的感染状态或与感染者或潜在感染者的接触程度，隔离感染者并限制其进入场所及其他区域。此类应用通常用于执行国家规定的对个人行动和行为的限制，且参与须由当局强制要求。例如，中国用于限制场所进入的应用，以及韩国用于隔离感染者的应用。
2. 去中心化工具，供公共卫生当局用于识别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相关部门采用多种监管和技术手段，以确保隐私保护并使参与保持自愿。例如，使用位置数据的应用（印度、冰岛、加纳）或使用蓝牙的应用（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3. 去中心化工具，旨在通过通知个人与感染者的潜在接触情况，促使个人改变行为。密切接触者的身份不会与当局共享。例如，使用完全匿名化数据的应用（德国、瑞士、爱沙尼亚），或仅使用位置数据的应用（以色列）。
去中心化、基于同意的方法解决了用户数据问题，但在应对病毒方面可能效果不佳。要想有效，这些应用需要达到超过60%人口的参与率。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是世界上较为先进且推广力度较大的接触者追踪应用之一，其普及率为37%，澳大利亚的COVIDsafe普及率为22%。如果该应用的使用并非强制性的，要达到所需的参与率可能很困难。
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用户同意来保护隐私的方法无法充分应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另一方面，人们日益担心，集中式的数据驱动方法会导致“监控社会”的出现。超越“同意或匿名化”
超越“同意或匿名化”
迄今为止，接触者追踪的讨论一直被界定为两种选择之间的抉择：同意或匿名化。也就是说，追踪应用必须要么获得个人的明确同意，要么剥离其所收集数据中的任何可识别个人信息。
这些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我们认为还有其他解决方案。为近期世界经济论坛白皮书所开发的授权公共目的访问（APPA）框架并非基于同意，也不依赖于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该框架致力于解决并寻求平衡三个关键因素：个人权利、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在APPA之下，个人数据有时可以在无需个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被访问和使用，前提是这是为了特定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公共目的。关键的治理问题从“谁拥有某份数据”转变为“谁应被允许在何种情况下访问该数据”。
就新冠肺炎而言，访问和使用数据（包括有关人们健康状况、行动轨迹等信息）的广泛公共目的是抑制病毒传播并挽救生命。具体的公共卫生目标和方法必然因国家而异，但APPA可以涵盖广泛的价值观。该框架假定，该目的具有合法的“授权”性质，即它是社会共识的产物，并由公众信任的实体进行监督。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治理才可被视为适当。
APPA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基于APPA的数据治理从整体上说明了使用该框架的工具将如何访问数据。这些步骤包括：
检查个人信息。该数据是否包含通常受隐私限制约束的敏感个人信息？
检查同意。如果数据属于个人数据，该数据的主体是否已同意其被使用？
检查APPA白名单。该类型的数据是否已被明确批准（例如通过特别法律）用于既定目的的访问？
第三方安全审查。由独立伦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督机构核实是否符合APPA标准。
采用该框架后，不使用含个人信息数据的新冠肺炎追踪应用将获得“绿灯”。由于不存在隐私限制，此类数据使用无需进一步审查。
相比之下，追踪个人之间接触的应用必然需要个人信息。这就进入第二步：检查同意。如果与数据相关的个人已同意其使用，则这是另一个“绿灯”。包括谷歌-苹果平台在内的许多接触者追踪应用均采用这一模式。
APPA独特的治理框架在第三步发挥作用。在此之前，审查过程与现有的基于同意的个人信息管理方法保持一致。但仅靠基于同意的措施不足以抑制疾病传播。在APPA之下，只要该目的已获得广泛认可且所使用的数据类型已明确界定，就可以开放对追踪新冠肺炎所需个人数据的访问。
可能通过制定特别法律，建立获批数据的APPA“白名单”。（这基本上是韩国所采取的做法，韩国于2015年修订了其隐私法，以应对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
APPA方法还包括第三方监督。诸如数据共享平台（Data Commons）等新型数据管理平台有潜力通过整合第三方审计来保护个人权利。政府和其他决策机构仍有一项重要任务，即确定如何设立和认证第三方机构，以及它们将被授权审计哪些具体类型的数据访问。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管理新冠肺炎带来的新兴风险？
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结束之路仍不明朗。在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与广泛利益相关方展开更多讨论，可能使APPA成为现实。
这一转变并不容易，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共识，接纳利用技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解决问题的理念。这一新思维将在隐私及其他问题的关切与创造价值、改善生活的潜力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如此，大流行已表明，大规模变革可以迅速到来，广泛协作也是可能的。APPA不仅有助于挽救生命、战胜新冠肺炎的努力，还可能激发新的技术思维。这种转变可能开启数据治理的新时代，为未来的技术解决方案平衡个人权利、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参与本文撰写的人员包括：Chizuru Suga，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中心负责人；Seiichiro Yamamoto，医疗数据政策项目负责人；Jonathan Soble，编辑与传播负责人；Shigehiro Muraki，行政负责人；Fumiko Kudo，项目战略负责人；Yusuke Inoue，医疗数据政策项目研究员；Reiko Onodera，医疗数据政策项目研究员；Yasunori Suzue，医疗数据政策项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