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差对我们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
包括谷歌在内的一些公司已采取措施改善员工的空气质量。
通过使用二氧化碳检测仪、空气过滤方法和新设计的空气流通系统，可以大幅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有时，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看不见的。
例如，通过确保饮用水不受污水污染来抗击霍乱，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19世纪40年代。
又如，建立排放交易机制，推动排放量下降，尽管前总理托尼·阿博特曾抨击它是“一种所谓的市场，交易的是不向任何人交付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洁净无污染的空气和洁净的水一样看不见，但空气的重要性尚未像水那样得到广泛认可。
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280名澳大利亚人死亡，但澳大利亚汽油的硫含量上限却是美国、英国、欧洲、韩国、日本和新西兰所售汽油的15倍。澳大利亚计划在2024年采用其他地区于2015年采用的标准。
空气质量差还会以不致命的方式损害我们的健康。
空气质量差会损害工作表现
一项针对中国到美国等六个国家办公室职员的新研究发现，在通风不良、颗粒物浓度较高的环境中，职员在涉及加减运算和文字颜色分类的测试中表现更差或更慢。
另一项研究探讨了室内空气质量与竞技国际象棋选手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直径小于2.5微米（0.0025毫米，俗称PM2.5）的细颗粒物浓度升至最高水平时，棋手出错的可能性会高出26%。
如果棋手时间所剩无几，影响会更严重。
精明的雇主意识到了这一点。谷歌迁入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新总部时，曾有人提议安装空气过滤系统，将污染物降至每十亿份中0.0001份。谷歌选择了每十亿份中为零份，并为此支付了更高的费用。
如果我们重视工作表现和教育（事实确实如此——周一，政府启动了一项新调查，研究生产力问题），就应把洁净空气视为对生产力的投资，除此之外，它在遏制新冠肺炎传播方面也有毋庸置疑的益处。
这是我的重要构想。工党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推出了总额达140亿澳元的“教育革命建设计划”，既帮助应对了危机，也为澳大利亚留下了数千座学校礼堂。
就留下的遗产而言，这还不错。这些礼堂被用于集会、戏剧演出以及课前和课后托管。
但如果有一项旨在遏制新冠肺炎传播的计划，能让澳大利亚的学校和工作场所拥有清新空气，使其中的人们思维清晰、很少感染疾病，那将带来持久的回报。
许多学校和一些工作场所都有可开启的窗户。但冬季或出于安全考虑，窗户往往会被关上，之后也不会再打开。
昆士兰科技大学国际空气质量与健康实验室主任、杰出教授莉迪亚·莫拉夫斯卡表示，室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通常约为每百万份中420份。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过数百ppm后，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就会在空气中循环，而不是被吹散。在封闭的房间和办公室里，它们可以传播很远，并在空中停留数小时。一旦浓度超过1,000 ppm——室内空气经常会达到1,000 ppm的数倍——我们的专注力就会下降。
为了在教室里抗击新冠肺炎，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表示，必要时已准备好安装空气净化器。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正在重复使用此前为过滤2020年丛林大火烟雾而购买的净化器。维多利亚州的行动最为广泛——向三星订购了51,000台。
这些所谓的高效颗粒空气（HEPA）过滤器通过去除超细颗粒发挥作用，而不是引入室外空气。
便携式净化器只是权宜之计
莫拉夫斯卡教授认为，净化器可以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的临时措施。但她表示，新冠疫情一旦过去，净化器很可能就会被收进柜子里，等到下次需要时才会再拿出来。它们不太可能带来持久益处。
一种便宜得多、或许也更持久的解决方案，是为每间教室、办公室和商店购置价格低廉的二氧化碳（C0₂）检测仪，或规定必须配备（便携式检测仪的价格可低于100美元）。
坚固耐用的检测仪可以安装在墙上，并设置为在空气质量差时亮起红灯。德国各地的学校都配备了这种检测仪。
C0₂检测仪的用途不只是监测二氧化碳。
通过计算有人活动过的房间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它们可以测量通风情况。它们能有效帮助判断空气是否流通，以及病毒和毒素是否正在被稀释。
安装检测仪并确保其读数显示出来，或许是抗击新冠肺炎最具性价比的干预措施之一，还能带来持久益处：让空气像水一样安全。
检测仪让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
与花在学校礼堂上的140亿澳元相比，初期成本很低。
长远益处在于，我们会知道何时何地需要打开窗户、投入资金安装更好的空气流通系统，以及何时何地不需要这样做。
室内空气质量差造成的损失，不仅以数十亿计，而且每年都以数十亿计。20世纪90年代末，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估算其成本为每年120亿美元。二十年后，冠状病毒和丛林大火烟雾会让这一数字更高。
我们获得了一个以较低成本让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延长工作年限和寿命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