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审视了该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
从医疗体系到技术，迄今为止，该国之所以能够相对成功地进行管控，有3个关键原因。
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其对建立公众信任的承诺。
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凭借资金充足的医疗体系、技术优势和果断的领导力，较好地应对了新冠肺炎危机。但在德国体系的任何独特之处之外，还有一点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复制的：对建立公众信任的坚定承诺。
德国常被视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正面范例。我们成功防止了医疗体系不堪重负。感染曲线明显趋于平缓。而且，德国的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比例低于许多其他国家。但这让我们保持谦逊，而非过度自信。
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德国能够相对较好地度过此次危机，原因有三。首先，德国的医疗体系在危机来临前状况良好；每个人都能充分获得医疗服务。这不仅是现任政府的功劳，也是历届政府长期建设的体系的功劳。凭借完善的全科医生网络来处理较轻的新冠病例，医院得以专注于病情较重的患者。
其次，德国并非首个遭受病毒冲击的国家，因此有时间做好准备。尽管我们一直保有相对较多的医院床位，尤其是重症监护病床，但我们从一开始就严肃对待新冠威胁。因此，该国重症监护能力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12,000张床位，达到40,000张。
第三，德国拥有许多能够进行病毒检测的实验室，以及该领域众多杰出的研究人员，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首个快速新冠检测方法在此研发。德国人口约8300万，我们每天最多能够进行100万次诊断检测，并很快将具备每月约500万次抗体检测的能力。大规模检测就像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明：没有它，你只能看到模糊的灰影；有了它，你就能清晰、即时地看清细节。而在疫情爆发时，无法看见的东西，你也无法控制。
诚然，作为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我认识到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瞬时的状况。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预测，疫情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将如何发展。我们没有实施全国性宵禁，但我们已请求公民自愿居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的公共与私人生活已在严格限制下持续了两个月。就我们所知，这一应对措施是必要且有效的。
然而，封锁措施带来的后果不容忽视，这正是我们正在逐步努力恢复正常生活的原因。挑战在于，放宽防护措施可能与当初实施这些措施一样棘手。尽管我们面临着深刻的不确定性，但对于第二波疫情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因此，我们仍保持警惕。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此目前我对从这场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持谨慎态度。但有几点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
首先，政府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告知公众它们所知道的情况，还要告知它们不知道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在民主社会中对抗致命病毒所需的信任。没有任何民主政府能够强迫公民改变行为——至少在不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不能。在推行协调一致的集体应对措施时，透明和准确的信息远比强制手段更为有效。
在德国，我们成功减缓了病毒的传播，因为绝大多数公民出于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愿意予以合作。但要维持这一成功，政府必须在及时发布病毒相关信息的同时，开展公开的公共讨论，并制定复苏路线图。
其次，除了告知公众之外，政府还应表明，它们依靠公民来理解局势及其要求。正因为德国公民了解情况，他们知道，没有疫苗就不可能恢复正常生活。在考虑我们新的日常生活安排时，我们的原则是：在必要防护的前提下，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
只要我们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放宽限制的决定符合明确而合理的标准，我们相信德国公民会予以支持。我们的决定应以证据为依据，并着重降低感染风险。我们知道，保持社交距离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当人们相距至少五英尺（1.5米）时，感染风险会大幅降低。如果我们能确保遵守基本卫生规则，风险还会进一步下降。其余残余风险可根据具体情况，以各种方式加以应对。
第三，疫情表明，相互关联的世界为何需要全球层面的危机管理。遗憾的是，近年来，即便在亲密盟友之间，多边合作也变得更加困难。既然我们已经看到彼此相互需要的程度，当前危机应当成为一次警醒。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一场大流行病。我们需要国际协调；如果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机构运作得不够好，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加以改进。
第四，我们欧洲人必须重新思考对待全球化的方式，认识到在欧盟内部生产医疗设备等必需的基本物资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避免完全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但重新思考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减少国际合作。恰恰相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联合努力已在推动疫苗研发取得进展。一旦研发成功，确保疫苗在欧洲生产、同时向全球提供，将是审慎之举。
与大多数危机一样，此次危机也带来了机遇。在许多领域，它激发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意识，人们更愿意帮助他人，并展现出新的灵活性与创造力。毫无疑问，疫情的中期后果将十分严峻。但尽管前路存在种种困难与不确定性，我依然保持乐观。在德国乃至其他地区，我们正在见证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所能展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