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治疗它的工具也已存在，但由于卫生系统无法大规模提供干预措施，病例数很可能会上升。
为青春期女孩接种疫苗至关重要，但它只能保护未来世代，而目前大多数宫颈癌病例和死亡发生在40岁以上、本已处于风险中的女性身上。
本文首次由罗氏诊断发表。
宫颈癌是全球最可预防的癌症之一。我们了解其病因：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占病例的99%以上。我们也拥有阻止它的工具：HPV疫苗接种、高性能的宫颈癌筛查检测，以及治疗。
然而，宫颈癌仍是全球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主要原因，并且在多个国家成为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样居高不下。
近期数据使这一悖论无法忽视。宫颈癌病例预计将增加，到2050年将增长超过50%，每年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例，每年死亡人数将上升超过80%，达到约63万例。
这一发病与死亡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颇具启示意义。这表明，尽管病例可能已被发现，但仍有过多女性无法及时获得治疗。
这并非创新的失败，而是服务提供的失败，其根源在于资金缺口、卫生系统准备不足，以及无法将已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措施规模化，从而阻碍宫颈癌消除。
在一些国家，障碍在于缺乏持续的国内预算，无法将政策转化为实施。在另一些国家，项目已经存在，但由于实验室能力、医疗人力和患者诊疗路径等方面的限制，难以扩大规模。
全球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理所当然地聚焦于为青春期女孩接种疫苗。这固然至关重要，但仍远远不够。
从全球承诺到参差不齐的现实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全部194个成员国通过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并设定了明确目标：为90%的女孩接种疫苗，为35岁和45岁的女性筛查70%，并治疗90%的患病女性。纸面上看，全球 承诺在消除宫颈癌方面前所未有。但在实践中，进展仍然参差不齐。
全球HPV疫苗接种率仍低于目标，尽管显著进展得益于合作伙伴，例如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他们在扩大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可及性方面发挥了作用。
筛查仍是消除路径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约36%的女性至少接受过一次筛查，而接受高性能检测（即HPV-DNA检测）筛查的比例不足10%。
治疗能力同样滞后。在许多地区，病理服务仍然有限，放射治疗仍然不可用或难以获得，而放疗对许多患有浸润性疾病的女性至关重要。结果是全球雄心与国家层面实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TogetHER For Health执行董事Heather White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宫颈癌消除战略为各国采取行动创建了清晰的政策框架。但从产品和服务到数据与协调，各系统在大规模提供所需服务方面的演进一直较为缓慢。
“我们已知哪些方法有效，但要将这些工具交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我们的能力仍存在重大差距。若要使消除成为现实，弥合这一差距至关重要。”
政策承诺与实施之间的这一差距正是挑战的核心。若缺乏能够将战略转化为行动的体系，消除宫颈癌的进展将仍然有限。
一个被忽视的现实：当下面临风险的女性
全球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理所当然地聚焦于为青春期女孩接种疫苗。这固然至关重要，但仍远远不够。证据表明，消除需要综合性方法：既要为年幼人群接种疫苗，也要对已处于风险中的成年女性开展系统性筛查和治疗。
约85%的新发病例和90%的死亡发生在40岁及以上女性中。今天为12岁女孩接种疫苗，或许能在数十年后预防癌症；但它无法阻止一名45岁女性明天的死亡。
宫颈癌患者Mercy Moses分享道：“我在2023年被诊断为2B期宫颈癌，当时我22岁。三年后，我仍在为获得所需的全部治疗而挣扎。战胜癌症不仅取决于求生的意志，更取决于能否获得治疗。”
“我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可负担性、可得性和可及性。医疗费用高昂，服务有限，卫生系统也捉襟见肘。即使你愿意抗争，这些挑战也让治疗难以持续。
确诊癌症需要勇气，而坚持治疗则需要更多勇气。但如果没有获得护理的资源，这份勇气很快就会耗尽。当治疗本应有可能时，没有人应当选择死亡。”
她的经历反映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实：对许多女性而言，挑战不在于解决方案是否存在，而在于卫生系统能否及时提供这些方案。若不同时重视扩大筛查和治疗的规模，即便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所提高，死亡率仍将持续上升。
消除宫颈癌面临的决定性挑战
宫颈癌幸存者、Cervivor运动创始人Tamika Felder强调：“首要障碍不仅是缺少诊所，而是存在信任鸿沟，它由污名和系统性忽视所造成。即便筛查服务已经存在，医疗不信任以及与HPV相关的羞耻感，仍使许多女性无法获得护理。
“要实现消除，我们需要像重视临床能力一样认真对待社区信任，并认可幸存者是值得信赖的声音，能够帮助推动服务转化为行动。”
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不仅在于扩大服务，还在于建立信任，并确保女性愿意且能够获得护理。
全球平均数掩盖了消除宫颈癌问题的真实本质。人类发展指数（HDI）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预计将出现宫颈癌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最大绝对增幅。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之中，同时承受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且尚未建立完善的癌症防控体系。
与此同时，低HDI国家预计将出现最大的相对增幅，其中一些国家的死亡率可能上升高达150%。这种反差如今已显而易见。非洲宫颈癌发病率达到 约每10万名女性26例，北美则为每10万人6.4例。
消除的阈值为每10万人4例。但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内部。一个国家可能在全国层面取得显著进展，而其人口的很大部分仍被排除在筛查和治疗之外。这不仅是可及性的差距，更是系统设计、服务提供和优先级安排方面的差距。
各国政府为何应投资于宫颈癌预防
消除宫颈癌不仅仅是卫生优先事项，更是经济上的当务之急。伯利兹前第一夫人（2008–2020年）、癌症幸存者、现任伯利兹癌症协会主席Kim Simplis Barrow指出：“当数据无可辩驳时，政府才会就宫颈癌采取行动。这是最可预防的癌症之一，却严重影响女性最具生产力的年华。投资于预防、早期发现和公平可及，既是公共卫生责任，也是经济上的必要之举。归根结底，这关乎政治意愿，认识到拯救女性的生命能够增强家庭、社区和国家发展的实力。”
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仅是技术性的，也是政治和财政上的。卫生领域的发展援助正在减少，回落至十多年来未见的水平，同时各国面临财政空间受限、债务上升及优先事项相互竞争的局面。
不作为的代价十分可观。仅在英国，因癌症相关过早死亡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每年估计为103亿英镑，反映出因癌症过早死亡而损失的经济贡献。
因此，早期发现不仅是一项健康干预措施，更是对经济可持续性的投资。若未能投资于筛查和早期诊断，卫生系统将因晚期治疗和生产力损失而承担远高得多的成本。
有证据表明，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可以显著提高健康预期寿命。这是一项关键测算。不作为的代价不仅体现为生命的损失，也体现为经济影响。每投入一美元于宫颈癌预防和治疗，回报可能高出数倍。
从工具到实施
通往消除之路已经明确。工具已经存在，目标也十分清晰。所缺的是执行。诊断创新不断拓展技术上的可能性，但仅靠创新无法弥合差距。
消除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缺乏工具，而在于能否有效地大规模提供这些工具所需的体系。实验室能力有限、人力短缺以及复杂的患者诊疗路径构成了持续性挑战，并导致患者失访。
与此同时，污名和认知不足仍使许多女性无法获得护理。取得进展的国家并非仅依靠技术取得成功，而是将循证工具与健全的体系、公众意识以及协调一致的服务提供相结合。
消除宫颈癌是一种选择
消除宫颈癌是可以实现的，但并非必然会实现。
若不能从承诺转向实施、从试点项目转向规模化推广、从碎片化融资转向可持续体系，那么预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将成为现实。
问题已不再是宫颈癌能否被消除，而是我们是否愿意付出所需的一切努力，将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