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类福祉是现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丰裕时代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全球健康危机：20亿人超重或肥胖。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出现不健康的体重增长，这一趋势可被视为丰裕带来的代价。然而，发展中国家如今也面临类似危机。
肥胖率在高收入国家趋于稳定，但在其他地区正加速上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2016年亚洲有全球一半的超重儿童，四分之一在非洲。
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越来越容易患上肥胖症。尤其是在城市化、全球化以及食品供应工业化等大趋势的影响下，这一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印度国家营养研究所的数据，居住在城市的男性中超过四分之一、女性中近一半超重。
预计，世界未来的大部分城市化进程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农村居民迁往城市后，廉价、方便的加工食品触手可及，诱使他们养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场危机将考验那些历来致力于消除饥饿的政府的政治决心。这些政府必须认识到，让城市生活便利且富有生产力的因素，也会使居民更容易肥胖。要有效应对这一新兴危机，需要制定明智而有针对性的政策。
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居民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食物，从超市货架上的加工食品到众多街边快餐摊。此外，国际快餐连锁店也在发展中国家蓬勃扩张。这正在改变饮食习惯，使人们远离较健康的传统食品，转而食用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
这类饮食带来的健康风险，又因城市居民的久坐生活方式而加剧。印度最近一次营养调查发现，城市男女平均每天工作约八小时。大多数人从事久坐的办公室工作。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锻炼身体。
在越来越多有能力负担相关技术的家庭中，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等被动消遣也占据了人们的大量闲暇时间。有能力负担这类技术的家庭越来越多。
这些趋势令人担忧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未富裕起来就先病倒。这些疾病反过来可能会使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东南亚每年用于治疗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医疗费用已高达100亿美元。到2030年，中国年轻一代的肥胖问题可能导致724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这些疾病给本已难以满足初级医疗保健需求的国家增添了负担。
有关税收、城市设计、教育和宣传以及推广本地食品体系的政策，或许能以低于未来为日益老龄化且超重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肥胖问题。
直接干预
一些政府已尝试采取直接干预措施控制肥胖，例如对不健康食品和饮料征税。美国率先推动了汽水税运动。泰国、文莱和新加坡采取了类似措施。南非可能从2018年4月起征收糖税。
监管措施并未止步于征税，也不只针对糖。在英国，广告规定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营销高脂肪、高盐和高糖食品。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认识到，仅靠税收不足以解决肥胖问题。该市糖税的收入用于支持儿童营养和社区健康项目。这凸显了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
覆盖面更广的举措也大有可为。城市设计能够显著改变生活方式和公共健康。提升公共空间的吸引力、改善街区的“步行友好度”以及提高自行车基础设施的质量，都能吸引居民走出汽车和客厅。
一项近期研究对上海和杭州的城市街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居住在步行友好度较低街区的中等收入居民，其身体质量指数显著高于居住在中国城市步行友好型街区的较富裕和较贫困居民。
最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始于杂货店的货架前。政府应鼓励农业生产体系、城市杂货商和食品销售商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城市近郊农民建立联系，并推广城市花园，已成为美国广受欢迎的做法。
这类举措还有助于城市居民更好地了解食品来源的运作方式，提高他们对天然食品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认识。即使是保留传统食品文化，也能推广更健康的替代选择。
将限制不健康食品的措施与鼓励健康饮食和积极生活方式的政策结合起来，是应对肥胖率上升的一项可行举措。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职责。借用近期《全球营养报告》中的说法，解决肥胖问题是全球发展的当务之急，有助于松开发展受到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