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危机应对体现了东亚在遏制新冠肺炎传播方面令人瞩目的能力。
越南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为零，而比利时每百万人中已确诊死亡病例为846例。
马布巴尼认为，如果该地区的经济复苏也更快，它们或许能为当前陷入悲观情绪的世界带来一线希望。
死亡人数不会说谎。迄今为止，新冠肺炎死亡率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东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东亚国家的每百万居民死亡人数持续低于十人，而西方大部分地区的数字则在数百人之间。例如，日本迄今报告每百万人中有7.8人死亡，其次是韩国（5.8）、新加坡（4.6）、中国（3.2），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越南，死亡人数为零。相比之下，比利时目前每百万人中已确诊846人死亡，英国为669人，其次是西班牙（608）、意大利（580）和美国（429）。
这种非凡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答案较为复杂，但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尤为突出。首先，东亚各国都不认为自己已经“到达终点”，更不用说实现了“历史的终结”，即认为自己的社会已是人类可能性的巅峰。其次，东亚国家长期以来投资于加强政府机构，而非试图削弱它们，如今这一做法正在产生回报。第三，中国的迅猛崛起既给其周边地区的国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过度简化总是危险的。然而，证据表明，欧洲人倾向于相信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而东亚人仍然相信生活由奋斗与牺牲构成。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正努力改革本国养老金制度并降低退休福利，以实现急需的预算赤字削减。因此，法国数月来深陷“黄背心”抗议活动的动荡之中。而在1997至1998年韩国面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时，老年妇女们纷纷捐出首饰，捐赠给中央银行以提供帮助。
东亚人清楚，他们的社会在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良好发展。但是，即使在日本，持续适应并调整以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仍是常态，而对公共机构的巨额投资则帮助这些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与之形成的反差再鲜明不过。自罗纳德·里根总统著名地宣称在其1981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以来，“良好治理”这一说法在美国几乎成了自相矛盾的概念。近几周，我们再次看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后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全球公认的机构遭到削弱。即便在今天，美国面临多重危机，却仍没有一位美国重要领导人敢于说出显而易见的道理：“政府就是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东亚社会仍坚定地相信良好治理，这反映了亚洲传统上对权威机构的尊重。例如，越南在疫情中的应对成效显著，不仅得益于世界上最具纪律性的政府之一，也得益于对医疗保健的明智投资。2000年至2016年间，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年均增长9%。这使越南在2002至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得以建立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运行中心和监测系统。
考虑到越南起点较低，其成绩尤为令人瞩目。三十年前冷战结束，越南在经历了近45年几乎持续不断的冲突后，终于停止了战争，当时其人口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之一。但通过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并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越南随后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正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2016年指出的那样，越南在过去2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这使该国得以“一代人之内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金墉还指出，在同一时期，越南还取得了“特别显著的成就”，即将极端贫困率从50%降至仅3%。
该国的成功并非孤立发生。苏联解体后，越南融入了东亚地区的许多现有区域性组织，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在那里，越南迅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学习。近来，越南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项由11个国家参与的贸易协定。
鉴于两国曾于1979年交战，中国的迅速崛起自然加剧了越南的不安全感。但这种不安全感并未使越南决策者陷入瘫痪，反而培养了一种战略纪律和警惕意识，这有助于该国在疫情期间取得非凡表现。中国的崛起对其他一些邻国，包括日本和韩国，也产生了类似的激励作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经常引用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偏执通常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它也可能激发强烈的战斗和求生冲动。对艰难处境进行顽强抗争的坚定决心，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东亚迄今为止对疫情的应对远胜于西方大部分地区。而如果该地区的经济复苏也更快，它们或许能为当前陷入悲观情绪的世界带来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