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使抗生素失效,危害极大,与495万人死亡相关(2019年)。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一个重要成因是抗生素处方过多,以及诊断手段不足,无法找到恰当的治疗方案。
沿医疗价值链充分收集数据,对于获得有价值的洞察、合理指导处方十分重要。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常被称为“沉默的流行病”,是对全球健康最危险的威胁之一。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自然过程,细菌、寄生虫、真菌和病毒会不断进化,压倒现有治疗手段,使其失效。人类抗生素处方未达最佳水平,以及在农业和畜牧业中的过度使用,加上卫生条件差和环境污染物,都在积极促成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剧本已复杂的局面。
大量研究和出版物探讨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有害影响,尤其是针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目前与495万人死亡相关(2019年)。如果不紧急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可能导致多达1000万人死亡,并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到2050年减少1.1%至3.8%。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每个地区都面临的医疗挑战,尽管其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尤为不成比例,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美洲地区。
应对多维挑战
理解并切实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已成为各国政府及其他国家和国际卫生利益相关方面临的多维挑战,需要将机构、临床、政策、融资、研发及伙伴关系等相关因素整合为一个全面的行动框架。
在这些领域开展的单项干预措施已带来有益的洞察,但只有将整个医疗生态系统串联起来的连贯、系统性方法,才能支持全面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此方面,需要以数据为驱动的洞察来推动创新、为当前和未来的决策提供依据,并构建一幅详尽、准确的问题图景;该问题亟需量化定义,但目前仍缺乏。
在临床上,过度处方和不当使用抗生素已导致耐药病原体日益增多。护理点缺乏快速诊断手段,增加了误判感染病因的风险;而缺乏为处方实践提供依据的数据,通常导致治疗选择欠佳,且往往在没有微生物学检测结果或未经妥善处理的培养物的情况下用药。
这些影响又因药品可及性问题而加剧,可选药物受限,假药滋生,并导致疗程未完成。IQVIA的一项研究显示,四种易产生耐药性的广谱药物占所涵盖14个国家抗生素使用量的67%。该研究发现,在这些市场中流通着48种抗生素,既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也未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如图1所示,抗生素使用量在许多国家呈显著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这一趋势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潜在影响引发关注。图2和图3列出了2012年至2022年间前10个国家中抗生素相对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以及相对增幅。尽管人类抗生素使用的动态与抗病毒药物和抗真菌药物有所不同,但耐药性致病真菌的影响同样令人担忧。

世界也正在耗尽应对新型病原体的解决方案。商业投资回报不足,以及激励研发的政策仅部分有效,导致新型疗法几近枯竭。2017年至2021年间,仅有12种新抗生素上市,其中大多数销售额微乎其微,其在全球药品市场中的份额,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相比也明显偏低。研究测算,每年需要提供平均12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可持续的抗生素创新管线。
鉴于这一严峻形势,显然需要政策激励和创新融资机制,以发现、开发并供应新型抗生素。激励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固定年度付款或最低收入保障、药物研发和上市奖励付款、专利延长,或加快抗生素评估和审批的凭证。
在融资领域,将慈善、公共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混合资本基金和汇集贷款,正日益成为刺激生产的可行替代方案。然而,在这些讨论的背景下,新型抗生素仍面临可及与过量之间的两难:市场既需要保障其供应,又需要限制其使用。
为应对创新不足的局面,采用管理规程以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药物效力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标准例如,将285种抗生素分为“可及”“需监测”和“保留”三类,并就其使用提供了详尽建议。然而,要实现成功的抗菌药物管理,医疗体系内需要具备相应的机构能力,包括提供可靠诊断、监测以及循证临床指南,以监督和规范处方行为及病原体进化。
监测所产生的数据对于追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抗生素使用趋势、合理化处方,以及为包括潜在大流行威胁在内的其他问题建立早期预警系统至关重要。这些工作应采纳“同一健康”理念,寻求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平衡与优化。
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价值生态系统,推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要切实推进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综合行动,需要在可靠数据资产的指引下,建立政府、多边机构、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要真正发挥实效,理解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抗生素使用情况所需的数据,必须在各国之间做到全面、及时且标准化,而现实中通常并非如此。在非洲部分地区,50%的抗菌药物使用信息仍靠人工记录,且无法获得将抗菌药物使用与诊断相关联的数据集。在非洲以外,许多发达国家也常面临类似差距,只是程度较轻。
管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生态系统,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以采集和处理患者就医历程、正确诊断与处方以及成功治疗结局的相关数据,并借助持续的洞察推动系统性调整,提升健康价值链。
对数据创新和系统的集体投资,主要以监测和诊断为起点,可形成良性循环,带来多重效益——从基层实验室能力的增强,到有效的国家和区域早期预警系统,再到更高效、更有针对性且更经济的卫生干预措施。协作式创新还可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潜力,实现微生物学工作流程自动化并加快检测结果出具。在临床层面,结合真实世界数据的数字工具也可支持抗菌药物处方,并在更高级阶段支持对治疗依从性的监测。
此外,要充分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需要建立数据网络、加强相关机构之间的协作、提升数据获取与管理能力,并开展以“同一健康”为导向的监测,同时考虑其他关键环境变量,尤其是气候变化。因此,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公私伙伴关系若要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应建立在以下三个关键要素之上:
全面分析成功经验、挑战、风险和机遇的整体格局,绘制关键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图谱,明确其能力与互补性。
及时、全面且标准化地收集更广泛国家的抗生素使用数据,以补充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使用监测系统。
在各国和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协调推动更好地使用现有抗生素、采用更优的监测技术,并保留新型治疗选择以供恰当使用。
只有通过真正的协作和一致行动,我们才能成功地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优化管理与减少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公私伙伴关系将继续作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以及加强问责、协调与跨部门参与的关键平台——这一信息应在2024年即将举行的多边磋商中继续居于突出位置。
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没有数据及数据驱动的创新,就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是所有“同一健康”参与者构建更强有力应对措施的基础,也是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这一生存性威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