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针对亚裔人群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有所增加。
一位在波哥大工作、具有越南裔背景的教授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两起此类事件。
第一起事件
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所大学任教。新冠病毒首例病例抵达该国几天后，一名学生举报我涉嫌带病上课并咳嗽。我咳嗽了吗？是的。我生病了吗？没有。校方对此并不在意，没有先询问情况就让我待在家里。当我对该学生谎称我生病一事表示担忧时，校方也不予理会。据我所知，我是全校唯一的亚裔教授，也是唯一一位被要求居家的教师。
除了这件事之外，在全国范围的居家令实施之前，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在我面前拿保持距离开玩笑。
许多朋友抱怨封锁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干扰和不便，而对我来说，封锁却带来了一种无声的解脱。
第二起事件
几天前，我提着两大袋杂货从超市走回家。走在前方半个街区处的一名男子回头大声叫嚷了一些我听不清楚的话。他明显很愤怒，看上去像是要去攻击某人。我以为他是与我身后的某人发生了争执。我不想卷入其中，便过了马路。当我从马路对面走过时，他指着我，不停地对我大喊“Hija de puta!”——这是一句西班牙语脏话，粗俗到无法在此翻译。我环顾四周，看到附近还有几个人，但我终于意识到，他是在指着我大骂。我尽快快步离开。叫骂声似乎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终于听不见为止。
我一路哭着回家，不想碰自己的脸，却又因口罩而感到窒息。
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他们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看向他们时便把目光移开。我想，这可能与哥伦比亚人的一种心态有关，即不应插手他人之事——“no seas sapo”（字面意思是“不要当癞蛤蟆”，是哥伦比亚的俚语，意为“管好自己的事”）。但我不禁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对我抱有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些事件与我的种族有关，因为我是越南裔——但在我就这两起事件提出意见后，我得到的回应包括：“你是小题大做”，或“也许你只是多心了”。
也许我的确是多心了。但我确实知道，自我来到这里以来，我经历了许多微侵犯。在我看来，人们如今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表达对亚洲人的仇恨。
我热爱哥伦比亚，也热爱我在这里建立起来的生活，但我担心再次外出时会是怎样的情形。我可能会被排斥，也可能会失去工作。不过，我最害怕的是，我可能会遭到身体攻击，而人们在此时只会把目光移开。
身处一个每天都提醒你与众不同的地方，已经很艰难。而被归咎于一场全球性危机，则更是难以接受。
仇恨犯罪的增多
随着我遭遇的敌意越来越多，并读到一则又一则关于全球针对亚洲人的歧视、虐待和仇恨犯罪急剧增加的报道，我最初的愤怒已演变为恐惧。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伦敦的一名男子的遭遇——他被打得很惨，面部多处骨折，可能需要进行重建手术；还有一家人（包括两名分别为两岁和六岁的儿童）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市场上遭到刺伤。行凶者供认，他之所以想杀害他们，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并在传播病毒。“停止亚太裔仇恨”（Stop AAPI Hate）的成立，是为了应对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日益增多的局面，该组织仅在最初两周内就收到超过1100份事件报告。
种族主义并非一夜之间出现
由于新冠病毒，世界正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迅速变化，经济、医疗体系、我们的个人理念以及更多方面都在发生改变。
然而，许多人对种族的看法并未改变。针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人们对病毒及其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感到愤怒，而将矛头指向某一群体，远比试图理解或解决一种看不见的问题要容易得多。
美国平权行动中国人协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联合执行主任Cynthia Choi在接受PBS《新闻时间》（PBS NewsHour）采访时表示：“……从我们在这一追踪平台（停止亚太裔仇恨）上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看，我们发现有人在模仿[特朗普总统]的言论……而且还有人报告称，他们在与他人交流时为总统的言论辩护。”
但责任不仅在于政客。那些同样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包括因为一名亚裔男孩只是被水呛到，便强迫他去看校医的教师。也有家长教孩子使用侮辱性词语，而这些孩子随后便骚扰同班同学，这些同学都是亚裔。
采取行动
请审视你的行为。想一想你所影响的人——你的孩子、兄弟姐妹、伴侣、朋友、学生、同事、选民——你有意或无意地向他们传递了哪些关于其身份认同的信息或教导？你是否在被动地容忍身边发生的侵害行为？还是你会采取行动加以反对？
教育自己和他人了解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种族主义问题。挺身而出反对这种现象。当你看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应当作出回应。当你看到有人遭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时，应当提供帮助。举报相关事件，使我们能够将施害者清出街头，并促使政策制定者审视这些数据，并以严肃的态度采取行动。
最后，要求包容性的领导，谴责种族主义。第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失控，但我们不必让这种情况在这一次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