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一名医生的去世意味着一万多人失去依靠。
非洲的医疗卫生系统早已不堪重负。
自世界首次听闻新冠病毒以来,已经过去了13周多。如今,非洲正目睹南非应对这种来势汹汹的疾病。医护人员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消息令人深感忧虑。
3月25日,赞比亚记录到一例本地传播病例。所有卫生中心都必须确保工作人员配备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3月30日的一次检查显示,包括赞比亚三级转诊中心成人大学教学医院的医生在内,工作人员未能获得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PPE)。此后,在各相关代表机构表达医护人员的担忧后,防护装备才得以提供。
由于全球短缺,全国许多医护人员仍在使用“自己动手”制作的防护装备,因为个人防护装备(PPE)必须限量配发。在社区传播病例已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情况下,保护一线医护人员是标准的医疗卫生政策。许多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一名医生、护士或清洁人员感染病毒,就会把病毒传染给所有前来就医的人。这种情况正在全球各地发生。
非洲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财力,无法依靠资金实力抗击新冠肺炎并提供必要的纾困援助。全球已有超过100名医生和护士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殉职。在非洲,乌干达裔南非科学家、艾滋病病毒预防研究人员吉塔·拉姆吉于3月31日去世。如今的问题是,非洲还将有多少医护人员因新冠肺炎而失去生命?
非洲承受不起因新冠肺炎失去医护人员
赞比亚记录到最初两例病例后,相关说法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这不过是普通感冒”;“我们还没有记录到社区传播”;“我们已控制住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短缺1800万名卫生工作者,其中大多数缺口出现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然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涉及医疗卫生队伍的教育、就业、部署、留任和绩效。
作为一名赞比亚医生,在迄今的行医生涯中,我已经不得不依据资源和患者的生存机会,艰难决定谁能活、谁会死。对于非洲许多卫生工作者来说,亲眼目睹并亲耳听到发达国家医生讲述同样的经历,并不令人意外。
对于意大利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来说,直到医疗卫生系统承压至极限,他们才不得不作出这类决定。新冠肺炎给卫生部门带来沉重负担,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医护人员满足患者的需求,因此只能选择谁更有可能活下来,谁将死去。
这是我们一直在应对的问题,甚至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在非洲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匮乏,日常医疗中早已不断有人面临生死抉择。这里常见的说法是:“我们也无能为力”;或是“我们已经尽力挽救这条生命”。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赞比亚的医疗卫生系统早已不堪重负,每一万名居民只有一名医生。经过几年行医,并竭尽所能挽救生命后,医护人员已逐渐接受因资源匮乏而有人丧生这一现实。
新冠肺炎出现之前,统计数据显示,超过40%的世卫组织成员国每一万人口拥有的医生不足10名;26%的国家不足3名。全球医护人员分布不均。相对需求最低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医护人员,而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只能依靠规模小得多的医疗卫生队伍。非洲承担着全球超过22%的疾病负担,但只能获得3%的医护人员和不到1%的全球金融资源。
如果有医护人员死于新冠肺炎,会怎么样?这将震动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因为医疗服务将出现巨大的空缺。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医生交谈后发现,他们都认为,医疗卫生系统在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的准备之前,还需要更多支持。
一位急诊医生说:“我不担心自己会不会死,我担心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患者。”她不禁思考,如果病例不断增加,我们该如何凭借本已有限的资源应对。
许多医生说:“新冠肺炎在我们身边已经三个月了,现在谈不上什么紧急情况。”这说明非洲需要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准备计划。问题在于,非洲的医疗卫生系统应投资重症监护病房(ICU)和呼吸机,还是应把重点放在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系统上——该系统中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营养不良等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我们需要修订并落实适当、有效的干预措施,促进健康生活,预防和控制疾病。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最严重期间,治疗床位估计避免了5.7万例感染和约4万例死亡。但许多医院能力不足,其他疾病患者无法获得所需治疗,导致死亡人数超过1万。
一位住院外科医生说:“在意大利,一名护士把新冠肺炎形容为战场,医护人员就是前线。事实证明,在非洲我们就是唯一一道防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疲于应对,而令人痛心的现实是,其他疾病并没有停战。”一位住院儿科医生补充说:“我们甚至没有余裕为新冠肺炎做好准备:血库告急,学校关闭,此时此刻还有人因其他原因死亡。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
另一位医生说:“我正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焦虑,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我花了十年时间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医生。我的家人不仅投入资金,也投入了人力,才让我走到今天。父母说,我选择这个职业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作为赞比亚医学协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过去两周我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宣传,包括广播、电视和面对面交流。在卢萨卡,显然许多民众由于缺乏了解而不愿听闻此事。当你长期生活在艾滋病、结核病和营养不良等问题造成的糟糕健康状况之中,为什么要听别人谈论一种名为新冠肺炎的无形威胁?这也适用于许多社会经济地位中低、过着勉强糊口生活的人。
问题是,为什么一线医护人员不公开谈论这些担忧和挑战?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看法:新冠肺炎是共同的敌人。如果非洲医护人员公开反对“我们已控制住疫情”这种平静而令人安心的说法,就会引发恐慌,弊大于利。
另一个问题是,面对诸多社会经济挑战,非洲民众对政府高度不信任。会关注媒体的人并不相信领导人所说的话。这带来了挑战,因为政府需要每个人共同抗疫。信任缺失、希望渺茫令人担忧。只有我们与政府携手,这场斗争才能取胜。媒体机构正努力争取受众支持,让他们听取政府的意见,并认识到新冠肺炎是一种威胁。
在指出非洲医疗卫生系统薄弱且不堪重负之后,问题是我们将如何应对新冠肺炎。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仍深受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困扰。
证据表明,动员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预防和控制这些及其他疾病才是正确的做法。社区各个层面都需要参与进来,以减轻许多可预防疾病造成的沉重负担。
谈到新冠肺炎,我们会说要保护弱势群体。有人或许会说,鉴于全球医护人员本已短缺,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医护人员也是稀缺资源,需要得到保护。一线医护人员缺乏个人防护装备(PPE)应成为当务之急。请通过提供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护我们,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照护患者。
感谢大家通过#ClapForOurCarers向所有一线人员致敬。我们对此心怀感激,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大家帮助一线人员获得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目前,我们不需要掌声或英雄式致敬,我们需要持续、稳定地供应个人防护装备(P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