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教职人员认为，今年值得关注的一些趋势包括数字医疗、非同质化代币（NFT）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
科技将继续推动变革。
2022年伊始，我们请教职人员指出来年值得关注的一些趋势。
Ariel Stern：数字医疗的新未来
2020年和2021年是医疗保健新技术和服务模式快速创新并投入应用的两年；2022年将是深入了解数字医疗哪些做法有效的重要一年。近来，我们见证了一些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发展。
在美国，远程患者监测的保险覆盖范围大幅扩大。远程患者监测是指自动、远程收集患者的生理测量数据，例如血压、体重或血糖水平。商业医疗保险机构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系统都发现，结合联网设备使用这些服务的情况显著增加。
在德国，过去15个月里，“处方应用程序”陆续推出，全国范围内也开始实施数字健康应用医疗保险覆盖制度，这是全球首例此类制度。
这些发展令人振奋，让我们得以想象数字工具改善个人健康状况以及人们与医疗保健系统互动体验的潜力。但我们仍在探索什么才算“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弄清哪些工具有效、效果如何，以及对哪些人有效。我认为，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发展，加上日益完善的绩效和健康结果数据，将使2022年成为学习与反思的一年。
医疗保健领域的数字化应被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提升正规医疗保健系统的质量、以患者为中心的程度、公平性和便利性——而不是目的本身。2022年的数据和洞见将帮助我们开始了解这些新技术的影响；我希望，它们也能让我们更审慎、更以证据为依据地推进医疗保健数字化未来愿景。
Ariel D. Stern 是 Poronui 工商管理副教授。
Scott Duke Kominers：NFT走向主流
去年，以下资产的创作和销售量大幅飙升：非同质化代币（NFT），即存储在称为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的数字所有权记录。人们购买和交易的NFT涵盖了各种事物，从当代艺术品到猿猴图片以及一块巨型钨立方体。有些人觉得交换数字代币的想法令人费解，但这在许多方面并不新鲜：NFT借助与加密货币相同类型的技术，提供一种“数字契据”，可用于确立各类商品的所有权。它们使数字艺术品和音乐曲目等资产能够被分配和转让所有权，也有助于明确所有者身份，从而让他们凝聚成社群。此外，NFT具有可编程性，因此其功能和价值可以随着时间不断扩展。
如今，像百事和阿迪达斯这样的主流品牌，以及像奥兹·奥斯本这样的知名名人和像本·梅兹里奇这样的作家，都开始涉足NFT市场。Coinbase今年开设自己的NFT交易平台后，这些产品将更容易为消费者所获取。
我们可以预见，NFT将被用于打造品牌、控制访问权限以使用各类服务、建立线上声誉，并最终在实体世界获得更广泛的应用，例如用于活动门票。大型媒体和收藏品品牌也将开始涉足NFT领域；例如，宝可梦NFT或许真的会让市场火爆起来。也许更重要的是，NFT已经证明，它们能够凝聚消费者社群并激发公众想象力，而加密货币大多未能做到这一点。市场对NFT的需求已经在推动创新，让加密钱包技术对消费者来说更直观、保护更完善。因此，NFT也很可能最终推动加密货币走向主流。
Scott Duke Kominers 是工商管理副教授，隶属MBA 1960届。
Robert S. Huckman：医疗保健的灵活性有望扩大服务可及性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美国医疗服务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至少是暂时如此——这是出于扩大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需要。门诊护理从诊室转为远程医疗问诊。非医师临床工作人员——如执业护士和医师助理——获准在没有医师直接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履行某些职责。医师本人也越来越能够跨州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变化共同帮助维持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降低了患者和服务提供者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也减轻了医疗机构的压力；这些机构当时挤满了需要重症治疗的患者。
然而，疫情第一波缓和后，其中几项临时措施被撤销或到期失效。如今，2022年初，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再次不堪重负，这一次是受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冲击。扩大服务可及性的需求再次迫在眉睫，因为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内的整体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并无法进行面对面诊疗的风险大幅上升。
新冠疫情每一波都伴随着服务可及性挑战，这提醒我们：美国对扩大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根本需求早已存在，远在N95口罩、PCR检测和mRNA疫苗成为日常用语之前。这场疫情带来的几乎每一种负担都如此，长期以来服务可及性不足的影响也不成比例地落在较贫困社区身上。美国正在应对奥密克戎疫情，我希望医疗保健系统能从近期在广泛危机时扩大服务可及性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制定策略，帮助那些在这场全球疫情消退后仍将普遍面临服务可及性挑战的人群。
Robert S. Huckman 是 Albert J. Weatherhead 三世工商管理教授兼 Howard Cox 医疗保健倡议教席主任。
Joseph Fuller：企业面临劳动力结构变化
2022年，雇主将开始认识到新冠疫情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面影响。大多数公司把新冠疫情造成的剧变视为异常情况，其实并非如此。新冠疫情加速了劳动力市场中若干在疫情暴发前就已潜伏的趋势。公司现在必须在人力资源战略中考虑这些趋势。此次动荡的程度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
在后疫情时代，企业必须重新设计每一项核心流程，以应对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供需平衡将成为招聘中的常态。企业需要拓宽招聘范围，吸引足够数量的求职者以满足自身需求。它们还需要放宽评估求职者时设下的许多多余条件。企业也必须放弃基于一种假设的商业模式：低工资员工理应高频流动。许多公司认为，员工每年流失50%、100%甚至200%是“正常的”。因此，它们没有投资于技能提升等项目，而这些项目本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留任率。制胜之道在于减少人员流动，而不是压低下一期的工资支出。
企业很容易被诱导去关注一些花招，以减少高技能白领员工的流失。这并非问题所在。新冠疫情促使许多此类员工重新思考工作在其生活中的作用。依赖这类人才的企业，最好考虑如何重塑职位描述，以留住那些厌倦了履行各种企业流程“要求”的人才；或者考虑如何让自己整体上更吸引拥有世界级技能的零工。
Joseph Fuller 是管理实践教授，并共同领导“管理工作的未来”倡议。
Rosabeth Moss Kanter：联盟与气候变化
我希望2022年将由绿色与蓝色经济未来的美好愿景主导，但我担心政治会妨碍这些努力。2022年，在美国，民主的未来等重大国家政治议题将成为舆论焦点，并频频见诸媒体。首席执行官们必须艰难抉择是否就民主议题表态，例如投票权；而尖锐的政治分歧无疑也会在职场内部引发激烈讨论。持续的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工作文化无论如何都会承受压力。员工忠诚度已经下降，抵触情绪有所增加。领导者可能会出现共情疲劳，变得不那么体谅他人；但各领域的领导者都需要携手合作，倾听社区声音，共同确定优先事项。
尽管如此，即便用于气候变化提案的国家资金有所增加——这仍是个很大的“如果”——州和地方层面仍将面临艰难的政治抉择。为应对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应当建设带有天然屏障的生态海岸线，还是修建混凝土海堤？居民连水电费都难以支付，低收入社区又能否负担建筑物的防风雨改造？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预算有限的学区应当投资购买新电动巴士，还是把资金用于直接的教育支出？
社会对企业领导力的期待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房地产开发商不仅要遵守建筑规范，还将被要求积极参与制定更高标准。银行家将被要求推动绿色与蓝色经济理念。随着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终于）晋升到高管层，社区也会期待他们代表弱势群体的需求发声。
2022年或许会成为联盟之年。最受需求的领导力技能，将是在不同立场之间开展合作、让各个独立组织围绕共同议程携手行动，以实现更大目标。由绿色与蓝色经济推动、更加健康的社区将是一个良好开端
Rosabeth Moss Kanter 是 Ernest L. Arbuckle 工商管理教授。
Julie Battilana：劳动者获得更多权力
在迎接2022年之际，新一波新冠感染病例揭示了眼前的多维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绝非孤立存在：它揭示并加深了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以不平等加剧为特征，并发生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从根本上说，这场多维危机是一场权力过度集中的危机。正如我和合著者Tiziana Casciaro在新书《权力，为所有人》中所阐释的，权力来自对宝贵资源的掌控。在过去四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权力和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同时加速了地球的毁坏。2022年是关键节点：我们可以维持现状，延续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地球遭到更大破坏；也可以勇于深入反思并改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共享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向多数人进行资源的结构性再分配。企业内部也必须如此。研究表明，企业助长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持续再生产这些不平等。以股东价值最大化和短期财务收益为优先、往往以牺牲员工、气候和社会福祉为代价的主流商业模式，加剧了这场权力过度集中的危机。共享权力意味着让员工在企业决策机构中拥有席位和投票权，使他们有权接受或拒绝战略决策。2022年，旨在赋能员工、让他们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真正拥有发言权的创新商业实践，需要得到支持和研究。“大辞职潮”让情况愈发清楚：旧有的等级制模式已不再适合员工；他们希望对自己的工作条件有发言权，也渴望从工作中找到更多意义。
然而，利害攸关的不仅是组织架构中上下各层之间如何更公平地分配宝贵资源，也包括不同种族、性别和阶层员工之间的公平分配。过去五年里，“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等社会运动所展现的力量，使跨种族、性别和阶层及其交叉身份的权力共享成为当务之急。企业在这方面同样肩负关键责任。要建设真正包容的职场，远不止举办一次性的多元化培训，或开展宣传活动——这类活动往往把女性和有色人种当作象征性代表。还必须改变决定组织内权力流向的做法。这需要认真承诺，跟踪并重塑组织内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方式。随着美国人辞职人数创下纪录，以寻求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共享权力为权力集中提供了解决之道，也为改善工作开辟了路径。它为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打开了一道门，而变革可以从组织内部开始。
Julie Battilana 是哈佛商学院 Joseph C. Wilson 工商管理教授，也是哈佛肯尼迪学院 Alan L. Gleitsman 社会创新教授。
Regina Herzlinger：医疗保健创新与不平等
新冠疫情造成了毁灭性影响，但也带来了一线曙光。在这里，这一线曙光是“锂”，体现为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创造了成本更低的替代医疗服务场所，例如独立经营的零售医疗、外科和紧急护理中心；远程医疗、传感器及其他在家提供个性化护理的来源；以及人工智能引擎，它们能够解析这批庞大的新信息，提升医疗护理的质量、可及性并降低成本。
新冠疫情还推动了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公共政策变革，包括允许在柜台购买终止妊娠药物，以及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纳入保险福利，例如可能滋生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家中的过敏原。
新冠疫情促成了这些创新，因为美国的医院床位太少，无法应对疫情造成的需求激增。精明的企业家投入巨额资金推动创新，帮助需要医院以外护理来源的消费者。雇主应确保员工能够获得这些创新，但消费者仍需谨慎。首个创新者通常并非最成功者；许多面向消费者的零售医疗诊所排名靠后；其他机构的商业模式可能存在不良利益冲突；而它们都面临来自政治影响力强大的医院行业的大规模监管阻力，该行业担心受到竞争。
医疗保健行业成本过高、可及性不足且有失公平。大多数参保员工的医疗保险缴费不会根据收入调整，因此不平等加剧：低收入员工为保单支付越来越多的费用，而这些保单要求他们承担更高的自付费用，并在交通不便、质量不明的地点提供缺乏个性化的护理。这些由新冠疫情推动、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有助于纠正这些缺陷，但前路坎坷。
Regina Herzlinger 是 Nancy R. McPherson 工商管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