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3—2020年行动计划》，全球目标是在2025年前将非传染性疾病（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对降低25%。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旨在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降低3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是全球头号死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超过36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占全球死亡总数的63%），其中包括1400万名未满70岁的人。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这些过早死亡中，超过90%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非洲是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大陆。
与此同时，国际卫生发展援助中用于防治非传染性疾病的资金不到2%。
国际机构、双边捐助方和私人基金会不愿扩大援助，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挑战，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转移用于抗击传染病的投资，包括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从而危及重要进展。
如果这确实是一场零和博弈，就必须在常规融资框架之外寻找更多资源。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由私营部门作出贡献，提供健康而不只是安全的工作场所。这也符合企业开明的自身利益，因为这类投资能够带来积极回报，已有充分记录。
越来越多的公司投身于创造这种共享价值的事业，让社会和公司的利益相互促进。例如，诺和诺德与世界各地的市政机构合作，致力于预防、治疗并最终治愈糖尿病，参与了“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
另一个例子是凯撒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倡导者合作，共同发起“健康饮食、积极生活”（HEAL）城市行动，旨在让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和城镇中生活、工作和上学的人们更容易作出健康选择。
HEAL城市行动推广一系列政策选项，供城市领导者采用，以改善所在城市的营养和身体活动环境。此后，该行动扩展至另外四个州，并通过州级市政联盟与州级公共卫生组织的合作，在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落地实施。迄今，已有328个HEAL城市参与其中，超过2400名民选官员参与，888项HEAL政策得到采纳。
要使协作取得成功，有几条简单却重要的经验：
1. 围绕共同议程携手合作
这需要各方发挥领导作用，也要求私营部门公司（以及其他任何参与者）不带着预设议程参与协商。制定共同议程的一部分工作，是划定边界（哪些内容纳入讨论，哪些不纳入），并明确说明协作的范围。虽然形成共同假设需要多花一些时间，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段时间花得值得，而且往往还能增进信任。
2. 探索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创新举措
共同确定成功的衡量指标，能进一步建立信任（“数据驱动的信任”）。我们需要采用全面的“系统思维”方法，考量并追踪各类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3. 关注资金
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挑战日益加剧，许多公共部门机构正在设法降低成本，或至少控制成本。因此，私营部门不应建议新的增加开支方式，而应更多着眼于贡献新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可负担性或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4. 积极推动，保持耐心
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时间，尤其是在需要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支持时。私营部门公司往往不了解如何推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的过程，因此很快就会失去耐心，让其他参与者感到沮丧。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合作伙伴也赞赏持续推动工作的努力。关键在于找到平衡。
5. 坦诚透明
每位合作伙伴都应事先说明参与协作的利益所在，并向所有参与者分享自己认为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开放、一致且持续的对话，因为协作是动态过程，在项目周期内随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
6. 建立（并资助）支持协作的基础设施
许多公共机构实行固定预算，几乎没有灵活空间为新举措的制定提供资金。根据我们的经验，少量投资用于确保有组织支撑来推动讨论，例如召集会议、寻找场地、撰写会议记录等，对成功至关重要。此外，私营部门可以资助第三方研究或数据收集，为共同议程的制定和/或指标的确定提供参考。
上述几点几乎可谓老生常谈。但令人费解的是，私营部门公司与公共部门合作时，常常会忽视其中一项或多项。
显然，私营部门不应取代民选政治人物。最终，将由市议会、县委员会、国家议会或世界卫生组织决定要实施的政策。
为支持这一观点，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了一场小组会议，旨在讨论政策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如何有助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促进人群健康，并实现全球健康目标。
相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往往有助于完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