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地缘战略平台
随着全球机构的中心地位被削弱，各民族国家重新主张其权力，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中间层（即全球机构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层面），也就是区域一体化安排，正在经历巨大变化：除了超区域集团的形成和数量的激增导致“组织混乱”（有时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一道，被称为联盟的“意大利面碗”）之外，沿南南轴线的区域一体化项目正在成为“替代性经济一体化”的焦点，以对抗发达世界中已高度成熟的一体化体系。
正是这一中间层的区域主义，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经济与政治矛盾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体系整体不稳定性中更为突出的因素。
区域一体化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安排，通过区域机构和一体化安排之间的协调，使全球治理框架更加稳定。
在这方面，在区域发展机构之间的合作领域，可能有理由由区域开发银行组成多边联盟，以促进互联互通以及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一个合作平台可以汇聚中国的发展机构，以及欧亚大陆各地的其他开发银行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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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这样的合作平台可以汇聚中国的发展机构以及欧亚大陆各地的其他开发银行和基金——即可称为丝绸之路发展联盟——该联盟将寻求利用沿丝绸之路线路现有欧亚机构之间合作的协同效应，其机构范围从西部的欧洲投资银行，到东部的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其益处可能包括：在欧亚各地区共同为项目提供融资的可能性、分享基础设施开发经验的可能性、就共同项目储备制定更长期战略的更强能力，以及在欧亚空间中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抵触或重复各自努力的更大可能性。
“一带一路”模式
进一步来看，“一带一路”等欧亚互联互通项目可以在其他大洲复制——例如非洲或南美洲，那里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互联互通的匮乏正在抑制增长。
在非洲，大陆性发展机构联盟可以包括相应的区域开发银行，例如南非发展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
可以在南美洲建立类似的大陆性平台，纳入美洲开发银行（IADB）、南方共同市场结构趋同基金（Fondo para la Convergencia Estructural del MERCOSUR）、拉丁美洲发展银行（CAF）以及其他发展机构。
更广泛地看，或许有理由在南北方最大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之间建立全球协调机制。此类框架可以基于各区域发展机构之间的协调独立运作，也可以通过二十国集团（G20）或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网络和组织进行协调。
二十国集团可能是启动此类平台讨论的最佳论坛，和/或就区域一体化安排之间协调的更广泛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该集团汇聚了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反过来又是各自地区/大洲的主导力量，并且经常引领区域经济集团的组建。
在此类框架中，一些最大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可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盟，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欧亚经济联盟（EAEU）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旦组建，将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
总之，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所缺失的，是区域安排之间更强的协调，即一种“联合区域主义”（Regionalism Inc.）体系，以填补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空白。
协调进程可以通过各相应发展银行和其他机构之间更强的合作实现制度化，区域层面更强协调的路线图将涵盖欧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类似的区域/大陆性联盟。
它还可以在全球治理中纳入跨大陆要素，其形式为金砖国家+（BRICS+）以及汇聚最大区域一体化集团的南北合作机制。
以区域集团重建全球治理架构，可能有助于加强全球经济大厦的“支撑结构”，而区域安排之间的协调几乎未受重视，因为大多数协调与监管都集中在民族国家层面或全球机构层面。
基于区域集团之间的一体化与合作的全球化进程，相较于前几十年的核心—边缘范式，可能具有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日益超越国界并呈现区域性特征之际，“联合区域主义”提供了额外的沟通渠道、经济合作和危机化解的可能性（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关注评估区域经济脆弱性）。
协调一致的区域主义方式使世界经济得以超越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某些壁垒，在推进经济合作中利用区域“规模经济”，同时有可能减轻相互竞争的一体化项目之间发生对抗的风险。近年来，后者日益指向形成超大区域集团（超区域主义竞赛），这既带来了日益丰厚的红利，也带来了日益增大的风险。
新的全球治理：迈向更具可持续性的框架,Yaroslav Lissovolik和Mark Uzan，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