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将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间的时期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事务进入一个崭新而独特的时代。
如今，随着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角，应当重新审视这一划分。柏林墙倒塌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并未与过去决裂，实际上只是此前进程的延续——甚至是其高潮。但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与过去彻底决裂；漫长的二十世纪至此画上句号。
现在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为时过早，正如1914年6月时一样。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一种流行的预测是，世界将回到十九世纪的势力范围格局，美国、俄罗斯、中国，当然还有德国等主要参与者，将各自在日益碎片化的国际体系中主宰其势力范围。
特朗普以措辞强硬的就职演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看法。他在演说中宣称，“所有国家都有权把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但即便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如此行事，在当今相互联结的世界里，也没人能让时光倒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今无疑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今年在达沃斯指出：“无论你愿不愿意，全球经济都是一片大海，你无法逃离。”
如今似乎日益占据上风的自上而下、由强人主导的模式，并不预示未来；它不过是旧时代的最后一口气，是对过时模式的怀旧翻版。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兴起，治理权力已变得分散而多元化；而对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远的影响，我们才刚刚开始思考。这些趋势预示着一种迥然不同、尚未成形的国际模式，它既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均势”，也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国家共同体”。
1994年，霍布斯鲍姆认为，“毫无疑问，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但如今已清楚，随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延续至今的时期，标志着一个始于1914年萨拉热窝的进程走向高潮。
这一进程逐步构建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一次尝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体现为命运多舛的国际联盟，但最终夭折；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相继成立。冷战后的时期，随着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扩展，这朵花终于全面绽放。这一模式为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提供了道义支撑，建立起一个普遍适用的架构，使各国政府得以携手追求进步。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框架只适用于少数核心国家；但随着冷战结束，它突然向所有国家开放。然而，恰恰在这一道义秩序有望在全球充分实现之际，它却失去了中心，开始漂移。自由市场和物质繁荣曾被视为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如今却成了目的本身。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了这一做法的灵魂空虚，也为今日眼前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过去。世界已经驶离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之岸，而该体系建立在启蒙运动关于普遍进步的理念之上。至于前方会怎样，目前已出现三种直接的应对方式。第一种是重拾熟悉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论调，例如特朗普承诺“从今天起，美国将永远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又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小英格兰”的呼吁：“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无处为家。”
第二种可能性以欧盟领导人为代表，即沿着二十世纪的道路继续前行，只是多一些修辞上的修饰。第三种做法或许代表着人数最多的一派：退到甲板下，忧心忡忡地抱怨自己被逐出天堂，并惧怕迫在眉睫的末日。
这些应对方式都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无法回到昨日的世界，也不能停滞不前；而明日的世界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仍不得而知。水手无法依赖地图或海图时，就必须凭目测导航；我们今天的处境正是如此。在世界重新找准方向之前，现在不是大胆驶向新方向的时候，也不能任由洋流把我们推向潜在险境。
相反，我们需要果断、具体地采取行动，解决治理和公共政策中实实在在、清晰可辨的问题。在迈入这个勇敢新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先重建共同目标的理念，并等待迷雾散去。
特朗普就职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世纪”。没人能断言这将是冲突还是和谐、进步还是倒退的时代。但在尝试开辟前进的新航道之前，我们必须先驶入更平静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