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优先的范式下，制裁和出口管制正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工具。
尽管这些措施十分普遍，却往往引发通胀压力，且历史上的成效有限。
应对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地缘政治多极化在很多方面是霸权的民主化或去中心化。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一转变在道义上值得称赞，但我们所见证的这一转变也带来了跨地区、跨行业的深远风险。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正难以在一个每走一步都在变化的政治格局中站稳脚跟。近来，去全球化的长期力量撕扯着全球经济的结构，使各国和企业暴露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之中。
随着安全优先框架这一全新的全球范式得到实施，其连锁效应将阻碍多边合作，尤其是在协调一致的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领域。
安全、制裁与通货膨胀
安全优先范式中内嵌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其本质上就具有通胀性。这些工具主要包括制裁、次级制裁和出口管制。
过去20年间，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超过联合国、欧盟和加拿大的总和。这一趋势并未放缓，事实上，它正在加速。
2017年至2020年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超过3,900名个人和企业实施了制裁。这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八年间对实体和个人实施了3,484项制裁。但这一现象并非某一政党独有。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任期内也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和制裁，而且他仍可能继续签署更多措施。
作家兼地缘经济学专家阿加特·德马里斯（Agathe Demaris）写道：“制裁是一种低成本、高政治收益的政策：实施制裁的官员往往能提升其支持率。此外，制裁的负担并不落在政策制定者身上，而是落在必须遵守制裁规定的跨国公司和银行身上。”
这些措施是在一种新的政治气候下实施的，在这种气候中，敌意与不信任加剧，国家寻求以安全优先的政策框架来维护其主权保障。因此，跨地区、跨行业的通胀飙升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国际化也意味着其产生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
随着安全优先框架这一全新的全球范式得到实施，其连锁效应将阻碍多边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领域。
权力的巴尔干化意味着标准化：跨境贸易和数据协议变得支离破碎，因为每个国家都在竞相率先实施并维持其自身模式。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出口管制以及一级和二级制裁仍将巩固其作为政策制定者标准做法的地位。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从历史上看，制裁的成效并不显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弊大于利，情况依然如此。
全面分析表明，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制裁计划中，只有13%的目标国家按照美国的意图调整了其行为。
不情愿的合作
在国家层面平衡合理的国家安全关切不容忽视，尽管实现全球目标可能需要一个更为灵活的框架。两个意义重大的议题是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治理。两者都需要全球合作，因为缺乏合作几乎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或政治上的不安全。
这两个议题的核心是中美竞争。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双边关系并非仅是一种狭隘的二元动态，而是会向全球扩散其影响。中国在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资源）的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个亚洲巨人也是能源转型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主导了市场，电动汽车（EV）市场亦然——2023年，这个亚洲巨人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销量的60%，年销量约为1,150万辆。相比之下，美国售出约14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40%，但仍仅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约10.2%。
太阳能电池板方面也是如此，阳光同样照耀着北京。2023年，中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170吉瓦（GW），约占全球约400吉瓦总量的43%。与此同时，美国在同一年新增约20吉瓦太阳能装机容量，约占全球太阳能装机量的5%。
美国官员曾以安全风险为由抵制中国电动汽车，在这些风险得到调查和解决之前，中国电动汽车融入美国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两国都在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提升其电动汽车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不对称的国家补贴和支持也正被纳入经济安全模式，使政策制定者陷入僵局。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监管。虽然各国在国内部署和监管参数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在某些领域，国际共识可以并且应当达成。主要而言，这适用于军事领域，在该领域，战争的迷雾或其可能性不应交由人工智能来处理。
与《日内瓦公约》类似，在军事场景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全球框架很可能有助于各国避免陷入一种“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在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称之为“普罗米修斯陷阱”。
具体而言，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会展开技术军备竞赛，这极有可能导致冲突。这里可以与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核武器扩散进行类比。
在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之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群体。虽然必须考虑安全问题并保护战略信息，但仍有一些合作领域值得推动，具体而言，就是与战争及其在核场景中的应用相关的人工智能治理。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就必须建立技术护栏，以避免一场可怕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类应是主要的控制者，而非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