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自1789年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扩张。19世纪，美国一路征战，横跨北美；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然而如今，面对中国的崛起、印度的活力、非洲人口激增和经济萌动、俄罗斯拒绝屈从于美国意志、美国自身无力掌控中东局势，以及拉丁美洲决心摆脱美国事实上的霸权，美国的实力已达到极限。
美国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全球合作。另一条路则是在雄心受挫后转向军国主义。美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一选择。
全球合作具有双重重要性。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和平，使我们摆脱一场毫无益处、危险且最终会导致破产的新军备竞赛——这一次还包括网络武器、太空武器和下一代核武器。也只有合作才能使人类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海洋污染，以及全球变暖对世界粮食供应、广袤旱地和人口稠密沿海地区构成的威胁。
然而，全球合作意味着愿意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而不是一味向它们提出单方面要求。美国习惯于提出要求，而不是作出妥协。当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他国时——古罗马、数世纪前的中国“中央之国”、1750年至1950年的大英帝国，以及二战以来的美国皆是如此——妥协几乎不会出现在它的政治词汇中。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曾简洁地说道：“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反对我们。”
因此，美国难以接受自己正面临的明确全球限制，也就不足为奇。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本应俯首听命；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未照办。同样，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南苏丹等地发动的秘密和公开战争，没有按照美国的条件带来稳定，反而引发了席卷大中东地区的风暴。
中国本应感激并尊重美国，因为美国允许中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长达150年的欺凌、实现追赶。相反，中国竟敢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自身责任的亚洲大国。
当然，这些限制有一个根本原因。二战结束时，美国是唯一未被战争摧毁的主要大国。它在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领先世界，经济规模或许占全球的30%，并在每个高科技领域都处于前沿。美国组织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马歇尔计划、日本重建等。
在这一秩序下，世界其他地区已大幅缩小与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教育和基础设施差距。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全球增长呈现“趋同”态势，这意味着较贫穷的国家正在迎头赶上。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大约减半，目前约为16%。中国如今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但按人均计算仍只有美国的约四分之一。
这一追赶过程并非针对美国的阴险把戏，也不是以美国为代价实现的。这只是基本经济规律使然：有了和平、贸易和全球思想交流，较贫穷的国家就能发展进步。我们应当欢迎这一趋势，而不是排斥它。
但如果全球领导者抱持支配他人的心态，追赶式增长的结果就会显得具有威胁性，这正是许多美国“安全战略家”看待这些变化的方式。突然之间，长期由美国倡导的开放贸易，似乎成了对其持续主导地位的严重威胁。煽动恐惧的人呼吁美国对中国商品和中国企业关上大门，声称全球贸易本身正在削弱美国的霸权。
我曾在哈佛共事的同事、美国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以及前国务院顾问阿什利·特利斯，在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达了他们的不安。他们写道，美国始终奉行一项宏大战略，“着眼于获得并维持相对于各个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而“保持首要地位应当继续成为美国21世纪宏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但布莱克威尔和特利斯指出，“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已对美国实力、美国盟友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未来，中国若继续取得成功，即便这种成功并不平稳，也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新任命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对此表示赞同。谈到美国及其盟友，他去年写道：“每当我们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我们消费者就在帮助中国的军事扩张提供资金，而这种扩张很可能意在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国家。”
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4%，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也在下降，却可能试图通过新一轮军备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继续沉浸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幻觉中。这样做会让世界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傲慢和新的美国军事威胁。美国迟早会在典型的“帝国过度扩张”中使自己陷入破产。
对美国而言，唯一明智的前进之路，是积极、开放地开展全球合作，发挥21世纪科学技术的潜力，以大幅减少贫困、疾病和环境威胁。多极世界可以实现稳定、繁荣与安全。多个地区大国的崛起并非对美国的威胁，而是开启繁荣新时代、以建设性方式解决问题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