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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过去，欧洲联盟的生存又面临新的威胁。好消息是，2016年最重大的变故——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看来尚可应对。坏消息是，法国和意大利今年都面临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的可能。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意味着欧盟走向终结。
近来，欧盟已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现象最初在希腊兴起：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于2015年1月上台执政。但该党并不打算让希腊退出欧盟；相反，它希望与该国债权人达成更好的协议，而这些债权人曾对希腊民众施加破坏性极大的紧缩措施。
激进左翼联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2015年6月的一次公投中，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希腊债权人提出的一项协议，因为该协议意味着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然而，几天后政府接受了一项几乎没有变化的协议，却获得了广泛支持。希腊选民明白，更好的条款不值得以失去欧元区成员资格为代价。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欧盟成员资格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民众对欧盟的批评带有务实色彩，主要聚焦于欧盟所做的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此，受到欧元危机冲击最严重、遭遇紧缩措施，或近来感到被贸易协定落在后面的国家，对欧盟的批评声也最为强烈。
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右翼民粹主义在经济强劲的国家（奥地利）以及能切实享受到欧盟成员资格益处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都日益得势。在法国，欧盟从未强加过紧缩措施；就连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也承认，欧盟的预算规则实际上无法强加于法国，“因为它是法国”。
如今，民粹主义者关注的不是欧盟做了什么，而是它代表什么。民粹主义者不再追问欧盟让人们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而是聚焦于一个更根本、更有力的问题：“我们是谁？”
在大规模移民的背景下，这种转变并不令人意外。长期以来依据共同的背景和文化来定义自身的社会，如今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种种影响。因此，大多数观察民粹主义政党的人，尤其是关注右翼政党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人们对外国人和少数群体的态度。
随着政治转向身份认同——这个领域并不容易妥协——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民粹主义领导人认为，民粹主义者所定义的“人民”意志不应受到制度约束。这与自由民主的基本前提相悖：多数人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尤其要保护少数群体，无论他们是选举中的少数还是其他意义上的少数。
对当下多数派权力的限制，通常通过美国人所说的“制衡”来实现，例如设立独立司法机构，以及规定修改政治制度基本要素须达到特别多数。这些限制通常能够发挥作用，至少大体如此。例如，在英国，三名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只有议会——而非政府——可以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即正式的脱欧程序。
然而，民粹主义政客对这类约束颇为不满。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不仅公开表示偏好“非自由主义”民主，还致力于拆除对其政府权力的制约。波兰的民粹主义政府也是如此，其事实上的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甚至没有在政府中担任正式职务。
鉴于他们蔑视独立机构，民粹主义者反对欧盟也就不难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它由非人格化的规则治理，而非由当下多数派主导；大多数决定都需要特别多数或全体一致通过。对民粹主义者而言，欧盟施加了额外而重大的约束，比国内的制衡更难突破。这便成了问题。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欧盟也面临民主不足的问题：正如民粹主义领导人常常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欧盟领导人并非民选。（民粹主义者也用类似论点否定国家法院等机构的正当性。）
当然，事实是，民选政府和议会任命欧盟领导人、官员（以及独立法官），正是为了限制当下多数派和未来政府的权力。但民粹主义者重新塑造其追随者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声称这些官员属于“精英”，由其他精英挑选，目的是挫败人民的意志。
主流政客，更不用说欧盟官员，几乎无力反驳这种说法。一些国家政客屈从于民意压力，采用民粹主义对手的言辞，甚至照搬其纲领。但欧盟不能这样做，否则无异于加速自身消亡。
当问题在于欧盟做了什么时，尚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欧盟可以调整经济政策方向。事实上，欧盟委员会已经实际上放弃了紧缩政策。同样，欧盟与加拿大于10月签署的新贸易协定，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妥协才得以达成。
但欧盟无法改变自身所代表的意义。它不能接受，更不能宣扬制衡是进步的障碍，也不能认同外国人威胁欧洲的生活方式。它无法提出民粹主义者用来争取支持的那类激进、不切实际或非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欧盟必须继续成为自由民主的堡垒，恪守所有虽不讨喜却不可或缺的规则和程序。
在当前环境下，这个笨重的多层级民主与开放经济的化身，无法与民粹主义者的宏大承诺相抗衡。然而，当民粹主义者无法兑现承诺时，公众终究会重新投向欧盟。人们只能希望，到那时仍有一个欧盟在等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