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尚未到来，世界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我们必须正确推进“大重启”。挑战比此前想象的更为严峻，但我们的重启能力也比此前敢于期望的更强。
本文配合新书《COVID-19：大重启》的出版发行而刊发。该书由克劳斯·施瓦布与蒂埃里·马莱雷合著，探讨COVID危机及其影响。读者可在此订购，也可以在此处发表书评。
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尚未到来。迄今为止，仅有少数国家能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而在大多数国家，COVID-19要么正在肆虐，要么以局部疫情的形式反复出现，规模或大或小。
短短六个月内，COVID-19疫情已使我们的世界整体——以及我们每个人——陷入了几代人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将在未来数年持续应对其后果，许多事物将永远改变。它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规模空前的经济扰动，在政治、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层面制造风险与动荡，同时加剧了人们对环境的深切忧虑，并进一步延伸了技术进入我们生活的范围（无论其影响是有害的还是其他）。
没有任何行业或企业能够幸免于这些变化的冲击。数以百万计的企业面临消失的风险，许多行业前景不明；只有少数行业会蓬勃发展。
就个人而言，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一直熟悉的生活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尽管如此，严重的危机也有利于自我反省，并孕育变革的潜力。
当今世界的断层线——尤其是社会分化、缺乏公平、合作缺失、全球治理与领导力失效，以及我们自然资产的严重退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无遗，许多人如今感到，重塑的时机或许已经到来。
一个新世界可能由此浮现，其轮廓有待我们重新想象和重新勾勒。
疫情带来的冲击突然而猛烈，这使得这一挑战的规模看似令人难以承受。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相互依存、高度互联的世界中，风险会彼此放大：个别风险或问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诱发其他问题（例如，失业可能加剧社会动荡，贫困可能引发非自愿的大规模移民）。
当今世界的决定性特征是系统性关联：在这样的世界里，“各自为政”的做法和“筒仓式思维”已无立足之地，因为风险相互交汇。那些对我们的社会、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环境和技术产生直接而日常影响的宏观问题，都不是以线性方式演变的。
它们以复杂适应系统的方式展开，并因此具有一个根本属性：容易失控并层层传导，从而产生极端后果，这些后果往往出人意料，而我们对此准备不足。COVID-19已经让我们初步领略到了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失业率急剧攀升（一种经济风险）、“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动荡（一个社会议题）以及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一种地缘政治风险）等截然不同的事件，若无这场疫情，本不会发生。至少，疫情使它们进一步加剧。
这些断层线的并发与严重程度意味着，我们如今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变革的潜力是无限的，只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无论是向好还是向坏。社会可能走向更加公平或相反的方向；趋向更多团结或更强的个人主义；偏向少数人的利益或关注多数人的需求；经济在复苏时，可能以更具包容性、更加契合全球公共利益为特征，也可能只是简单地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许多方面已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现状。
我们能否凝聚足够的集体意志，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机遇，重新构想我们的世界，并努力使其在危机过后以更加美好、更具韧性的面貌重新出现？
这是“大重启”能否成功的根本问题。所需变革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制定新的社会契约到加强国际合作。变革规模巨大，但远非不可逾越，有关环境领域智慧投资的论证即为明证。
危机后的初期阶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可以通过不浪费各国政府为缓解COVID-19疫情影响而投入的10万亿美元，实现更好的重建。明智投资的一种方式，是将气候和环境韧性纳入刺激方案和复苏计划之中。
世界经济论坛参与撰写的一份近期政策文件估计，到2030年，建设自然积极型经济每年可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价值，这既体现在新的经济机遇上，也体现在避免的经济成本上。短期内，投入约2500亿美元的刺激资金，有望以极高的成本效益创造多达3700万个自然积极型就业岗位。重启环境不应被视为一种成本，而应被视为一项能够带动经济活动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
我们必须正确推进“大重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可能比我们此前愿意想象的更具深远影响，但我们的重启能力也可能比此前敢于期望的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