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弗拉基米尔·普京、奈杰尔·法拉奇、雷杰普·埃尔多安以及其他新民族主义者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将国家衰落——无论真实与否——归咎于敌对的外国势力。他们承诺要“夺回控制权”，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伟大。除非他们能够修复自己抨击的那些全球机构，否则终将失败。
与苏联解体一样，近期这波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令专家们措手不及。许多事后解释着眼于不平等的长期加剧、威权主义的韧性、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持续、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衰退，以及公众对政府和精英阶层信任度的长期下降。
这些趋势都是重要因素。但为何相似的动态会同时席卷如此多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通常，答案是“全球化”。然而，这一复杂现象需要深入剖析。毫无疑问，战后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益处虽然相当可观，却并未得到平等分享。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劳动者面临所谓的“中国效应”，其后果可能尤其具有颠覆性。但反全球化反弹为何此时发生？
我们管理全球化的能力不断减弱，这一点影响重大。战后秩序受益于一个大体良性的循环：全球化不断加深，要求加强全球合作，而合作又推动了进一步的相互依存。国际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从1950年的几百个增加到如今的7,000多个。正如约翰·鲁吉所言，通过将全球经济“嵌入”一个由国内监管和全球治理相互联结的体系，工业化世界得以维持经济奇迹。
从某些方面看，这一体系运转得太成功了。随着更多元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全球问题日益复杂，并深入国内社会，相互依存也因此要求更大幅度的调整。对此，机构陷入停滞并日益分化，全球治理则陷入僵局。
后果十分严重。我们未能遏制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家庭财富损失数万亿美元，并造成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我们尚未建立足够的防范措施来避免另一场危机。我们未能遏制中东战争，更遑论制止战争，因此已有数十万人丧生。薄弱的国际难民体系未能减轻数百万因冲突流离失所者的苦难。尽管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世界各地一年间发生的严重干旱、洪灾、风暴和火灾，凸显出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更糟的是，我们未能管理好全球问题，助长了反全球化反弹。这种反弹攻击全球秩序的国内根基，使体系进一步削弱，形成自我强化的僵局。
僵局削弱了我们管理全球化、应对全球问题的能力，导致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承受苦难。面对全球联系带来的严峻影响，各国民众自然会作出反应，并寻求重新确立国家控制权。这种政治环境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领导人得以成功。正如丹尼·罗德里克等人所言，明智的政府本可以借此机会更有效地监管全球化。但这类领导人往往不去制定细致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全盘拒绝全球合作与开放。这往往会加剧促使他们上台的那些问题。
新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问题的症状，同时也令问题更加严重。如果没有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发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如果锈带工人没有同时失去工作和房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选举前景又会有何不同？
新民族主义的全球影响力表明，我们不能只看个别国家来理解这一趋势。同样，全球治理陷入僵局与新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也说明，我们无法孤立地制定解决方案。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需要在各个层面更好地管理全球化，才能真正“夺回控制权”。
让全球治理再次伟大将是一项持续数十年的挑战。但我们已经看到变革路径正在显现，有时是对新民族主义的直接回应。不同的行动者正在探索解决全球挑战的新方法：慈善家着力应对疾病，城市跨境携手抗击气候变化，地方社区欢迎移民和难民。《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雄心勃勃的宣言，引导我们聚焦共同项目。在一些国家，政界人士甚至通过承诺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而赢得权力。
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些积极趋势，找到管理全球化并带来真实、共享利益的新方法，就能削弱新民族主义的一项关键驱动因素。如果做不到，全球治理不断弱化与民族主义反弹相互循环的局面将继续加剧。
托马斯·黑尔和戴维·赫尔德合著的《走出僵局》于2017年9月由Polity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