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惨痛经历应当提醒我们，贸易战与货币战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正全面推行其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议程，货币冲突迟早会爆发。
货币全面战争已有相当长时间未曾发生，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曾一度接近这一局面。当时的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曾用这一术语来描述美国极低的利率。继美国之后，日本和欧洲似乎也采取了类似的出口促进策略，汇率贬值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中虽未被广泛宣扬却十分关键的特征。
同样，2012年之后，欧元危机只有在欧元对美元贬值之后才开始显得较为可控。正如英国许多经济学家此前已经指出的，与欧元区国家相比，灵活的汇率为英国提供了应对当时冲击的独特而有效的工具。
无论如何，危机后的货币担忧很快便消退了，这主要是由于各大央行同步推行量化宽松（QE）政策，而这恰好影响了汇率。二十一世纪第一场可能爆发的货币战争，让位于一种犹豫不定、脆弱不堪的休战。但如果任何主要经济体采取保护主义以获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货币问题将再次成为焦点。
毕竟，在倾向于此类做法的决策者手中，国家货币显然是一种经济武器。正因如此，参加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44个国家才达成了一项确保汇率稳定的框架。美国占据主导性的谈判地位，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存在关税和贸易战的开放国际秩序。对其他每个国家而言，除了选定一个能够大致维持其对外收支平衡的汇率之外，别无真正的选择。
此后，贸易战的威胁始终意味着货币争论的再度出现。在当今不断升级的冲突中，特朗普最终将关注点转向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几乎是必然的。他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国刻意压低其货币汇率（即便中国一直在做恰恰相反的事情）。而针对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近期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一事，特朗普发推文称，“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这件事上侥幸过关，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与1930年代一样，货币战对那些将地缘政治视为零和博弈的人颇具吸引力。特朗普对欧洲央行的攻击部分源于贸易问题，但其目的也在于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制造嫌隙。正如欧洲货币体制的批评者长期抱怨的那样，相较于若仍使用德国马克，德国如今对欧元的对外汇率反而更低。而在特朗普看来，德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以偏袒本国出口商，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为了防止重商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竞争性贬值而设计的。
不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看来，战后安排本应走得更远，即纳入制度性约束，以惩罚存在巨额顺差或逆差的国家。对贸易失衡实施惩罚，本可与他提出的全新全球货币体系方案相辅相成，该体系将以一种名为“bancor（班柯）”的通用合成货币为基础（该词为法语复合词，意为由银行创造的黄金）。
正如德拉吉在引发特朗普不满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欧元最初被设想为一种消除竞争性贬值的机制。自凯恩斯以来，重新提出非国家性通用货币构想的努力从未间断，但均徒劳无功，例如经济学家罗伯特·A·蒙代尔于1960年代所作的尝试。
但如今，新技术使全球货币变得触手可及。就在上个月，Facebook公布了其数字货币Libra的计划，该货币将与一篮子由政府发行的货币挂钩。据Facebook称，该计划旨在惠及全球最贫困人口，其中包括17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
广泛的用户基础对于确保Libra主要作为交换媒介而非金融投机工具至关重要。这使其与比特币等第一代区块链货币截然不同，后者受制于通过“挖矿”过程维持的人为稀缺性。诚然，Facebook推出Libra的消息引发的负面反应绝大多数令人沮丧。然而，若基于多种资产的替代货币获得广泛采用，它造成的不稳定性也不会如其批评者所言那般严重。
在真正统一的货币体系下，用户将买卖商品和服务，包括劳动力，这意味着工资必须以非国家货币计价。这一新秩序将使同一地域内存在多种货币的现象，看起来如同前现代世界的倒退——当时金银币之间的价值相互波动。这未必是坏事。
值得铭记的是，金银价值的波动曾带来更大的工资弹性，从而减少了失业。全球货币（或多种全球货币）的使用范围越广，货币战就越难以持续。技术正在复兴二十世纪的梦想：建立一个不受经济民族主义干扰的全球货币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切断货币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正如欧元已经开始做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