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数字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如今，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的42%，拥有全球最成功科技初创企业的三分之一，每年移动支付笔数更是美国的11倍。但前方仍有重大挑战。
诚然，凭借丰富的创新者生态、监管机构和政府对科技的友好态度，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望继续取得进展。中国拥有7.31亿互联网用户，人数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
这些因素支撑着快速增长的预测，也预示着中国金融科技市场将迅速扩张。高盛预计，2016年至2020年，与消费相关的第三方支付金额将从1.9万亿美元增至4.6万亿美元；非传统机构的贷款额将从1560亿美元飙升至7640亿美元；面向线上业务的新型资产管理规模将从8.3万亿美元增至11.9万亿美元。
此外，中国正在加快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在其报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中，麦肯锡估计，视普及速度而定，人工智能技术可使中国年度GDP增长率提高0.8至1.4个百分点。本月初，谷歌云计算首席科学家、出生于中国的李飞飞在北京宣布成立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近期另一项研究《数字中国：推动经济实现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仍是中国的4.9倍。而在中国国内，各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
弥合这些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峻风险。麦肯锡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在四个关键行业（消费与零售、汽车与出行、医疗保健、货运与物流）中转移并创造相当于行业总收入10%至45%的价值。这意味着价值链将遭受重大冲击，就业、消费和社会政治环境也将充满不确定性。
若要确保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同时遏制颠覆性变革带来的风险，中国领导层需要实施审慎而有效的监管。为此，必须仔细考量迄今推动中国进步和阻碍其发展的因素。
就在十年前，鲜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实现如此显著的数字化突破。事实上，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两位关键先驱——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早期都曾遭遇挫折。但得益于中国领导层乐于尝试，允许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两位先驱得以在境外上市：腾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则在纽约上市。
这些先驱借助新兴数字技术和中国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拓展并建设各类服务，推动中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扩大了市场准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挤走了损害生产率的传统中间商。腾讯的微信降低了个人之间沟通、互动、协调和社交的成本，推动各行业创新。两者都打破了制造、分销、媒体和金融之间的壁垒，从而实现规模化、拓宽业务范围并提升速度。
这些成就显著提升了生产率、收入和财富，彰显了私营部门的创造力。但国家也为此创造了条件：通过灵活地暂缓执行功能性规则和法规，不仅推动中国私人市场发展，也促进这些市场融入全球经济。
然而，市场驱动的创新本质上难以预测，人们对创新的预期也往往过高。在中国数字经济领域，不完善且滞后的监管和执法加剧了商业环境失衡的影响，导致严重脆弱性显现，风险从金融和债务问题延伸至污染和不平等。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这些问题由政府负责处理。过去五年，政府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依靠陈旧、不完善但现成可用的行政工具。仅在过去一年，中国当局就逐步收紧了对加密货币比特币、B2C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债务和证券市场的监管。
但这些变化并未解决导致风险蔓延的根本弱点。为此，中国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以应对企业倒闭、吸收损失并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完善破产程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可靠的公共住房制度，并实行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累进税制。同时，为遏制市场滥用行为，中国应出台更有力的竞争法，建立反腐机制并加强环境监管。
数字经济天然具有亲市场、促生产率和推动全球化的特征。然而，如果管理不当，它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助长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在技术快速进步、人口结构变化和气候变化引发大规模变革之际，这一点尤为突出。
要发挥数字经济的潜力，同时避免下行风险，唯一途径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社会制度，保护产权并确保市场高效运行。换言之，关键在于清晰、恰当地界定并有效发挥国家与市场各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