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公开主张发达经济体无需再担心预算赤字的时代，日本通常被视为印钞为政府支出融资这一看似永无止境故事的典型代表。有人质疑音乐何时会停止，另一些人则将日本奉为典范中的典范，以此印证这种“现代货币理论”，并将其视为现金紧张、债务缠身且人口迅速老龄化社会应当效仿的模式。
然而，若超越货币政策的争论，深入考察实体经济，便会发现在长期停滞时代追求经济增长与利润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可以借鉴日本采取的其他做法。随着日本迈入德仁天皇开创的“美好和谐”新时代令和，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并筹备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在就业政策、务实而非传统的地缘政治定位，以及在基础设施开发与投资中采取的前瞻性、注重盈利的立场方面，都值得深入关注。
老年人、女性与移民
在审视日本经济形势时，若干不利因素已在地平线上显现。就外部冲击而言，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不确定性对日本造成了重大的下行影响。中国是地区贸易顺差的汇集者，常从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口中间品、增加价值后再出口成品，因此中国及整个亚洲出口的下降对日本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来自中国的需求减弱，日本企业利润已有所下滑和出口已经下降。正如图一所示，自2019年初以来，日本工资增长已转为负值。
零售销售额同样保持相对平稳，这或许促使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再次推迟提高消费税，将其从8%提高至10%。（尽管近期参议院选举结果可能意味着消费税将于10月提高）。关键的是，一份近期内阁府报告明确提及日本经济状况“恶化”，尽管制造业活动出现小幅回升。
然而，在悲观情绪的表象之下，现任政府已推行若干关键政策，改变了日本的经济行为，这些政策是首相“安倍经济学”的一部分，并可能成为其他国家颇具吸引力的范例。在人口结构方面，日本常被描绘为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其在全球“中位年龄”排行榜上位列第二。安倍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提高65岁以上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LFP）。
如图二所示，政策调整（例如积极招募退休人员）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产生了可量化的影响。
就“女性经济学”而言，安倍增加带薪家庭假期的政策，大幅提升了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如图三所示，近年来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攀升，这得益于利用一国经济中巨大潜在动力的务实政策。
图三：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占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百分比（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计值）。
虽然安倍鼓励企业增加董事会中的女性人数的政策值得称赞。降低或减轻托儿成本是一项重大转变，这对于提高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同样适用，因为美国的托儿费用往往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此外，当世界大部分地区深陷移民问题争论之际，传统上较为内向的日本正在向外国劳动者开放其劳动力市场。正如图四所示，外国劳动者人数大幅增长，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图四：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千人）及行业分布
由于学习日语颇具挑战，许多企业正为新移民配备旨在促进融入进程的高科技服务。此外，着眼于东京大都市圈之外，政府正实施政策，以解决农村地区以及特定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例如建筑、餐饮住宿和医疗保健。此类有针对性的举措，或许也有助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推动互联互通与稳定
在审视日本在更广泛亚太地区中的角色时，美国似乎正从该地区撤出，其标志是华盛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外还有持续的中美贸易战，以及近期关于终止《日美安全条约》的议论，都加剧了日本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在这种权力真空之中，可以认为，日本长期以来偏好并推行务实的经济外交，并结合非传统安全目标，例如政府开发援助（ODA）、区域互联互通，以及以长期投资机遇为基础的穿梭外交。这些做法对于那些寻求在低增长世界中保持影响力与繁荣的国家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范例。
日本与中国不断演变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尽管存在诸如“quad”安全机制这类旨在制衡中国的安排的讨论（该机制涉及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但应当指出，从历史上看，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观念“对日本政府而言是陌生的”，据添谷芳秀（Yoshihide Soeya）所述。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直至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推行“开放”中国政策，情况才发生转变），东京认为华盛顿所拥有的遏制北京的做法最令人担忧。因为维持一个稳定、繁荣且一体化的中国大陆，符合日本的直接利益，即便这一立场与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反共立场相悖。
近年来，日中关系至多只能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充斥着民族主义言论和相互猜疑，另一方面则不断有人公开表示积极支持。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日中两国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景意义重大，将成为该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向心力
未定义
然而，最近发生的两项事态改变了地缘战略格局，并为两个大国加强合作创造了契机。第一项即上文提到的，美国从亚太地区撤退，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终结。第二项则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的确，无论白宫发布何种旨在平抚市场情绪的和平宣言，美国对其经济贸易伙伴的好战威胁，以及其果断退出TPP/CPTPP贸易协定（日本为成员国）的行为，都标志着其明确地脱离了该地区的贸易伙伴。
这些关系也曾为寻求美国庇护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在这一权力真空之后，日中两国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景意义重大，将成为该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向心力。关于朝鲜，任何对核扩散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很可能都需要东京、北京以及首尔的直接参与，而非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双边讨论。
联合投资
随着安倍去年底访问北京（呼吁日中关系开启“新时代”）以及互访国事访问计划于明年在东京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回暖有切实的合作协议作为支撑：日中两国已同意共同投资约五十个第三国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其中泰国一座智慧城市为关键的首个项目。
从安倍的中国峰会外交及其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的实质性基础来看，可以看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共同主题：强调互联互通，并在地区中发挥稳定作用，无论是通过双边关系还是多边渠道。这些纽带往往通过为日本带来的经济机遇而得以巩固，同时也充满丰富的贸易往来。
历史上，日本与东南亚开展资源外交，以政府开发援助换取大宗商品，以推动本国产业发展。如今，越南等国已成长为自身的制造业强国，而日本则成为该国最大的单一外资来源国，推动了河内地铁等项目，并吸引其他多边参与者，带动各行业的商业机会。
惠及国内的繁荣
这种"务实的经济外交"既有助于促进稳定、刺激当地发展，也能拓展盈利机会，是西方那些现金紧张、安全感不足的政府值得效仿的典范。随着“日本对外投资公司”（Japan Outbound, Inc.）模式在海外实体经济中为私营部门创造机遇，它同样有潜力为国内创造财富。
事实上，尽管人们担心政府能否负担其未来的养老金，日本千禧一代目前正增加对国内股票的投资，以为自己积累养老储备。因此，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海外创造机遇，日本不仅可能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或仅为日本企业谋取利润或就业，同时也为国内的年轻人创造繁荣。
对于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风险偏好较低或在亚洲敞口有限的机构）而言，追踪日本的对外投资活动，可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带来重大机遇。随着日本一些最为保守且规模最大的机构扩大基础设施授权范围，共同投资的潜力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此外，尽管一些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似乎在努力寻找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的明确规范，以及可持续投资与商业实践的基准，但日本在亚洲各地开展的密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活动，可能为可再生能源以及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制定适当的标准带来机遇。
结论
尽管关于日本的大部分评论聚焦于债务可持续性和量化宽松等议题，但东京已实施多项政策，对改变国内经济格局产生了可量化的影响。与其将日本视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老龄化国家，我们不妨效仿其经验，促进老年人和女性参与就业，并以战略性方式接纳移民劳工。
而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执着于美中能否最终达成贸易和解时，日本提供了一种以常识为基础、务实的对外合作方式，并以盈利潜力为支撑。这种互联互通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定标准的机遇，都相当可观。
借鉴日本的经验（这些经验适用于应对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成本，并展示了如何在经济治国方略中注入以盈利为导向的活力与务实精神）或许能让那些对中国抱有恐惧式看法的人略作反思。毕竟，曾被诋毁为“日出之国”的日本，如今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指路明灯。反过来，西方当前对东方的愤怒所针对的对象，也可能为当下及未来数十年提供借鉴。
日本对外投资公司：令和时代政策制定者、企业与投资者可从日本学到什么，亚历克西斯·克劳，大西洋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