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运输成本上升挤压货物贸易，贸易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贡献越来越依赖数字交付服务。
然而，数字服务提供商正面临监管风暴，这既推高了风险溢价，也抑制了增长。
无论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贸易义务，还是广受认可的最佳实践，要最大限度发挥数字服务对复苏的贡献，都取决于能否遏制政策不确定性。
本月伊始，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尽管疫情重创了许多服务行业，2021年第三季度服务贸易同比增长25%。面对面接触减少，并未阻止当季服务贸易以几乎与货物贸易相同的速度增长（24%，货物贸易为25%）；后者则受到持续供应链困境的拖累。2021年第三季度货物贸易增速大幅下滑，贸易增长越来越依赖跨境服务贸易的扩大。
航空运输服务仍远低于疫情前的峰值，但其他服务，尤其是数字交付服务，已不止弥补了这一缺口。乍看之下，24%的贸易增长率相当可观。那么，为什么还要担心？除了增长部分反映了从疫情低谷反弹这一显而易见的因素，人们还会问，如此增速能否持续。究竟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设计不当、执行不力的公共政策。
去年或许是服务贸易的丰收年，同时也是立法和监管活动过度扩张的一年，而这些监管领域正是数字服务跨境交付的基础。
问题不只是政府偏袒本地服务提供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轻率地忽视它并不明智。但同样常常造成损害的，是新法规或设计不当的法规接连出台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私营部门只能猜测法规将如何实施。股东期望企业高管将不确定的威胁纳入考量，结果形成的风险溢价抑制了扩张计划。
数据流动与国际数字商务
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政策不确定性的代价尤其高昂。没有合法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贸易组织方式就会退回到电话和传真机时代。如果人们对数据保护合规的担忧足以威胁全球货物供应链，那么对以数字方式签约或交付的商品和服务而言，这些担忧可能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供应商需要获取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可能更敏感的信息，才能向国内外客户履行订单。如今，在线完成跨境交易而不向境外传输数据，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而且肯定效率低下。面对不断变化的数据治理规则所造成的监管不确定性，企业可能在扩张方面陷入停滞，甚至完全退出出口市场。
直击痛点
据数字政策预警（DPA）称，2021年数据治理领域的监管活动创下纪录。DPA观察到361项数据治理政策或监管变更，使其成为该机构追踪的活跃度最高的政策领域，远超其他领域。排名第二的竞争监管与执法领域，活动量仅为其三分之一（去年提出或实施了129项变更）。
数字政策预警涵盖的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2021年出台了至少一部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或指南。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大型新兴市场去年通过或开始实施全面的数据保护法，如今正不断出台配套法规。在美国尚无全面联邦数据保护法的情况下，2021年有多达40个美国州议会审议或通过了消费者隐私法。
欧盟的监管动态充分体现了依赖数字交付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数据传输安排被欧盟法院（CJEU）在Schrems裁决中宣布无效，导致一年多来各方只能采用效力不明的临时解决方案。
欧盟委员会试图通过标准合同条款（SCC）为国际数据传输提供法律保障，并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6条中为符合条件的贸易伙伴设置了“适当保障措施”例外。尽管司法裁决仅涉及向美国传输数据，却在全球掀起了不确定性浪潮。
率先行动的是韩国和英国，两者启动了充分性认定谈判，以实现数据自由流动并恢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通过SCC、第46条GDPR或充分性认定作出的正式认可，在受到质疑时能否经受欧盟法院审查，仍有待观察。2021年12月，奥地利数据保护机构裁定奥地利网站使用Google Analytics构成非法数据传输，这或许点燃了导火索。该裁定明确指出，其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美国服务提供商。这场风波仍在延续。
合规噩梦阻碍全球复苏
即便是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也很难及时掌握数据保护要求。追踪监管创新是一回事，及时调整网站和应用程序以符合规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各国未能就最低要求或安全港机制达成国际协调，那么应对接连出台的数据保护法规所需的资源，可能会让中小企业（SME）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出口商难以承受，长远来看将抑制竞争与包容性。
这里最令人担忧的是，监管不确定性本身正成为市场准入壁垒——在高度重视促进包容性的时代，这是倒退。当前各行其是的局面，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努力得到更妥善的管理。
全球贸易谈判代表都认识到数据流动监管的重要性，但这一议题仍是WTO多边努力中的瓶颈。截至去年年底，86个WTO成员已就数字交易的许多方面达成谈判文本共识，但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仍是明显的例外。无论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贸易义务，还是广受认可的最佳实践，要最大限度发挥数字交付服务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都取决于能否遏制不必要的政策不确定性。看似只是专家面对的技术问题，很快就会成为阻碍全球各地生活水平更快恢复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