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将肥胖视为心脏代谢疾病的根源

We must intervene and begin treating obesity as the root of all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or this underlying pandemic will bankrupt healthcare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We must intervene and begin treating obesity as the root of all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or this underlying pandemic will bankrupt healthcare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Image: Photo by Mufid Majnu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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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1975年以来,全球肥胖患病率已近乎增长至原来的三倍。

  • 2013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降低肥胖率,并将2025年定为实现目标的最后期限,但我们距离达成目标仍相去甚远。

  • 我们必须改变肥胖治疗方式,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好的经济和健康成果。

全球肥胖患病率自1975年以来已近乎增长至原来的三倍,但研究表明,问题并不在于卡路里摄入或意志力。肥胖是一场潜在的大流行,对全球健康造成深远影响。肥胖不仅加重心脏代谢疾病负担,也是导致新冠肺炎发病和死亡的重要风险因素。

201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讨论非传染性疾病(NCD)的全球负担。会议指出,肥胖是非传染性疾病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受命制定一系列目标和战略,以遏制全球肥胖大流行的蔓延。

2013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就降低肥胖率的目标达成一致,并将2025年定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后期限。如今十年已过,距离2025年期限还有两年,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肥胖联合会主席约翰·怀尔丁近日表示,全球社会在实现世卫组织肥胖目标方面“严重偏离轨道”。事实上,世界肥胖联合会预测,到本十年末,10亿人将患有肥胖症。肥胖相关的不良健康后果十分严重,也给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如果没有解决方案,全球经济成本预计将从2020年略低于2万亿美元增至2060年的18万亿美元。肥胖患者进一步发展为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也更高,疾病可能沿着肥胖、糖尿病、肝病、心脏事件、肾病直至过早死亡的进程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开始将肥胖视为所有心脏代谢疾病的根源,否则这场潜在的大流行将使世界各地的医疗卫生体系不堪重负、濒临破产。

如果没有解决方案,超重和肥胖造成的全球经济成本预计将从2020年略低于2万亿美元增至2060年的18万亿美元。Image: Okunogbe、Nugent、Spencer、Powis、Ralston、Wilding,2020年

肥胖污名

肥胖是一种长期遭到误解、且受到严重污名化的疾病。长期以来,我们将肥胖视为意志力不足的结果;直到最近才开始承认,导致肥胖的生理失衡,背后有遗传、激素、生物学和环境等因素复杂交织。我们曾将缺乏运动、摄入过量和饮食选择不当归咎为肥胖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与我们曾经误解糖尿病的情形十分相似,直到糖尿病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成本最高的慢性疾病,包括美国。

污名化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治疗肥胖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污名会损害健康成果:肥胖患者更不愿寻求医疗帮助,因为他们担心在医生诊室受到污名化;而医疗服务提供者若认为肥胖是生活方式选择造成的,也更难为肥胖患者提供有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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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肥胖是所有其他心脏代谢疾病的上游因素,就会明白我们承担不起不开始将肥胖作为慢性病治疗的代价。然而,要将肥胖作为慢性病治疗,就需要制定新的护理标准,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规模。

如今的医学进步使治疗肥胖的根本病因成为可能,能够针对对减重和代谢健康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因素。新型、高效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药物已在全球获批用于治疗肥胖,此外还有一系列调节代谢系统的脑肠激素药物正在研发中。

可扩展的肥胖治疗模式

如今的技术进步让医疗保健更接近难以实现的“铁三角”——兼顾质量、成本和可及性。这项Calibrate Health研究展示了一种可扩展肥胖治疗模式在现实世界中的成效,并有望最终实现成本效益。

GLP-1药物及其他新兴的联合疗法被誉为颠覆性疗法。它们不仅能有效减重,其作用机制还针对下游慢性代谢疾病背后的生理根源,包括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然而,这些药物价格昂贵。在规模达1.4万亿美元的全球制药市场背景下,制造商正准备为另外5至10种适用于长期、慢性使用的肥胖药物申请批准。分析师预计,单个分子药物的销售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例如礼来公司的替尔泊肽)。

仅靠药物就可能使全球医疗卫生体系破产

然而,研究表明,将GLP-1药物与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相结合,可以改变导致肥胖的深层生物学机制。这可能带来显著减重效果(肥胖患者体重下降15%以上),改善代谢健康指标,并最终降低后续医疗成本。

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和肥胖污名构成了治疗的重大障碍。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地理位置和教育程度不仅是导致肥胖及相关疾病的重要因素,也属于已知会限制有效治疗可及性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医疗卫生体系在根本上并不适合为肥胖患者提供服务:一项对68个国家(涵盖所有收入组别)的肥胖治疗临床服务审查发现,大多数国家缺乏充足的肥胖治疗服务。

我们需要加强公私部门在预防方面的协作承诺,但眼下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需要能够大规模提供可持续且具成本效益的肥胖治疗专业项目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让肥胖患者获得有效治疗,并为他们提供维持减重成果所需的工具,尤其是在停药后,就有机会以可负担的总体护理成本,帮助数十亿人改善代谢健康,并阻止他们在心脏代谢疾病谱系中继续发展。

运用技术助力肥胖治疗

如何大规模提供这类护理?技术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既能扩大医疗服务可及性,也能帮助我们在现实环境中衡量肥胖药物和生活方式干预各自的影响。通过结合使用GLP-1药物,并干预饮食质量、睡眠、运动和情绪健康,我们可以针对根本病因的生物学机制,克服体重设定点——也就是身体抵御体重下降的自然机制。现实中,患者不可能始终完美遵循治疗方案,但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回应个体需求,定制生活方式调整以最大限度提升疗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调整可以增强、延长甚至取代药物的作用,在维持疗效的同时降低总体护理成本。生理变化一旦确立,患者便可在审慎安排下停用这些药物,并借助已经改变的生物学机制和必要工具,继续维持治疗进展。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有机会控制肥胖成本的不断攀升,并在当下及未来世代中降低肥胖患病率。通过利用远程医疗服务、新型GLP-1药物和全面强化的生活方式干预,扩大有效护理的可及性,我们能够改变全球对待体重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好的经济和健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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