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能源危机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
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可以协调与转型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鉴于能源转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能源安全。
回顾2022年，能源安全已重新成为能源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最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人们对能源安全普遍产生了麻痹心理。在能源充裕、价格可承受的时代，人们对能源安全风险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遗忘。
随着人们对气候严峻状况的担忧日益加深，能源安全风险并未消失；事实上，新的风险已经出现。2022年提醒我们，能源安全不仅需要关注，以避免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还需要关注，以避免破坏能源转型本身。
普京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引发了过去一年的能源危机。然而，将当今所有危机都归咎于这场战争，也会忽视其他潜在的能源安全风险。即便没有这次军事攻击，随着能源行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能源安全风险依然会逐渐临近。清洁能源转型是21世纪最具地缘政治颠覆性的力量之一，尽管净零排放的未来前景将减轻部分传统能源安全风险。
能源转型带来新的能源安全风险
数十年来，能源领域的地缘政治风险主要集中在能否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无论是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还是备受争议的“北溪-2”管道。在清洁能源的世界里，这些“传统”能源安全威胁将大幅减弱。然而，新的风险将随之出现——既来自新的清洁能源，也来自长达数十年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旧的石油和天然气地缘政治格局将与新的清洁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并存。
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无序能源转型的风险便已显现。事实上，去年冬天欧洲就曾面临能源危机，导致电价飙升、公用事业公司破产。欧洲不仅要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初步削减，还要应对间歇性更强的电力来源，以及应对意外冲击的缓冲能力减弱等问题。
能源供需措施缺乏协调可能破坏净零排放目标
当前能源安全的一大关键风险在于能源转型管理不善，即化石燃料供应和投资的削减未能与化石燃料消费的削减同步进行。目前，世界对各类能源的投资均显不足。多年来，撤资压力不断加大，加之行业回报不佳，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已降至与各国履行其公布的气候承诺相一致的水平。然而，很少有国家能按计划实现这一目标；国际能源署近期预测，2022年煤炭消费量将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投资需要在2030年前增长2.4倍，才能改变当前石油和天然气需求的走势，并使各国朝着既定目标迈进。
如果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而需求并未下降，将对能源安全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在供应紧张的市场中，价格飙升，从而提升沙特阿拉伯等生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为这些国家能够缓冲冲击。其次，由于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的撤出主要来自西方公有银行和石油企业，国有企业填补这一空缺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和道达尔等全球石油巨头备受关注，但它们仅生产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事实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斥资数百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增加石油供应，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一旦能源转型开始抑制石油需求，不断缩小的市场份额中，将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来自欧佩克成员国。因此，石油输出国可能会享受“先富后贫”的局面：在能源转型期间，它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在数十年内不断增强，之后其地位才会逐渐衰落。
清洁能源转型重新平衡能源地缘政治格局
最终，旧的石油和天然气地缘政治格局将逐渐消退，但清洁能源的新格局也将带来诸多自身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中若干风险在2022年已初现端倪。例如，清洁能源未来将需要大幅增加锂、铜等材料的供应，而这些材料是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清洁能源组件所必需的。如果各国政府都兑现当前的承诺，到2030年，这些材料的需求将增长一倍以上。
目前，这些矿产绝大部分在中国进行精炼和加工，许多矿产也由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采。西方各国政府已采取措施，以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矿山开发周期漫长、项目审批困难，以及某些矿产的地理集中度较高。
新的能源基础设施带来新的风险
以清洁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将减少化石燃料带来的安全风险，但其自身也存在风险。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具有间歇性，对其他电力来源提供灵活调节以填补缺口的需求，将超过当前系统的供应能力。此外，去碳化的系统需要为汽车、供暖及目前由石油和天然气满足的其他需求提供远多于现在的电力。对于依赖跨境贸易获取零碳电力的国家而言，新的能源安全风险可能随之出现，因为电力比石油和天然气更难储存，也更难从其他供应商处购买。电气化、数字化和互联程度更高的智能电网，还可能更容易遭受网络攻击。
保护主义气候政策可能破坏国际贸易
随着各国寻求保障供应链、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产业政策也重新流行起来，并带来贸易冲突的风险。保护主义倾向既威胁能源安全，也威胁清洁能源转型，因为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等雄心勃勃的目标，将需要大幅扩大关键矿产、低碳燃料及其他清洁能源技术的贸易。欧洲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大额税收优惠的敌对回应（其中许多条款附带“美国制造”要求），便是前方贸易风险的一个例证。使用关税等经济工具迫使其他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还将带来进一步的贸易风险。美国与欧盟近期达成的一项协议，限制进口未达到特定排放标准的钢铁和铝材，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国际合作有赖于公正转型
最后，清洁能源转型可能加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紧张关系，这一点在今年于埃及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已表现得十分明显。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对被施压提高气候雄心日益感到不满。当发展中国家看到许多富裕国家未能兑现承诺的气候援助，或拒绝为贫困地区的碳氢化合物项目提供融资，而与此同时欧洲人却急于建设更多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时，这种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
确保净零排放的未来
需要明确的是，清洁能源转型带来的新能源安全风险并非推迟转型的理由。恰恰相反，去碳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无论清洁能源转型存在怎样的安全风险，与不进行转型所带来的风险相比，都微不足道。不进行转型，更严重的干旱、洪水和热浪将威胁粮食和水安全，并加剧冲突与移民问题。因此，识别转型带来的即将出现的能源安全风险，其意义在于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袖为此做好准备，并开发新的工具来加以缓解。若不这样做，不仅会造成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损害，还可能因削弱公众对实现净零排放未来所需行动的支持，而最终阻碍能源转型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