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著作《达沃斯之人》中，美国记者彼得·古德曼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全球议题之一：全球社会中日益严重且仍在加剧的经济不平等。
但他更热衷于论战，而非深入的经济分析，因此错失了作出更有意义贡献的机会。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长期参与者，彼得·古德曼很适合探讨经济不平等的成因及解决之道。但在他的新书中，他更像一位记者，转述从美国中西部到意大利托斯卡纳各地工人和小型企业家的讲述。他强调了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联系：经济困境日益加深与政治愤怒不断升高之间的关联。
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导致信任流失
作者为领先全球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的统计数据赋予了鲜活面孔：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中产阶级的收益，被西方产业工人相对遭受的损失部分抵消，而且代价沉重。
书中也恰当地描述了股东至上这一经济理念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些政策导致美国、英国及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不平等加剧。长期以来，财富会从顶层向下滴漏、税收会削弱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政府才是问题根源等观念，助长了许多工人遭遇破坏性的经济后果。
只要经济增长保持高位，这些后果就不那么显眼。但过去15年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多次变革，清算终究不可避免。当只有一小部分人从经济变迁中受益；当深刻的环境、社会和技术变革动摇社会；当政治领导层无法给出答案时，人们失去信任并起而反抗是再正常不过的。
以两极化方式回应的危险
但观察者也面临危险：以两极化、情绪化的方式作出反应，而古德曼正是深陷其中。他将心灰意冷的工人阶级与蓬勃发展的亿万富翁并置。这种对照确实有效。但他走捷径，把这一论点推向极端，提出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政治和社会两极化，都是少数几个人造成的。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鉴于企业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理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首先要让金钱退出政治，并遵循医学格言“primum non nocere”——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但将社会所有弊病归咎于少数几位商人，既不属实，也有害。
把对一位亿万富翁穿衣选择的鄙夷，与对某非营利组织牟利的毫无根据指控结合起来，削弱了这场论战煽动愤怒的效果。通过人身攻击贬低意见不同的人，正是公共讨论衰败的表现。我们最好承认不同意见确实存在，也承认严肃的思想对话——按照对黑格尔最好的理解——能够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愿景。
具体而言，我们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挑战，源于剧烈的系统性转变。其中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带来的不均衡影响、全球化、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民族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和社会失和等社会因素；还有治理不善、已不再适应目标要求的机构。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一如往常，回顾过去有助于寻找思路。
企业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古德曼简短提到，他在达沃斯与经济学家伊恩·戈尔丁交谈，讨论当今时代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相似之处。当时，从印刷机到全球贸易激增，新技术和新发现同样导致市场和财富集中，并引发社会动荡。那个时代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跟不上正在发生的技术、经济和思想变革。
如今，我们再次需要更新制度和流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首先涉及企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它们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主要机构。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企业需要承担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责任，以匹配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一些企业领导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些则尚未意识到。
然而，这本书没有反思这些系统性问题，也没有区分不同的企业领导者。相反，它给出了简单答案。作为《纽约时报》全球经济事务记者，古德曼将一切归咎于贪婪和自私。这直接违背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趋势，也违背了引领世界经济论坛五十余年的“达沃斯精神”；这种精神启发了世界各地的企业领导者重新思考自身角色。
《达沃斯宣言》
早在197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就认可了正式的“《达沃斯宣言》”。这是当时真正的“达沃斯之人”认可的一套商业道德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明确指出，“管理层必须服务于社会”，盈利是“手段”而非目的，每家企业“都必须缴纳适当的税款”——这恰恰就是古德曼提出的解决方案。
在作者看来，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表演”。他参加年度会议约六次，并承认自己的许多观点来自与其他达沃斯与会者的交流，例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家安雅·希夫林以及《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达沃斯的宗旨也正是如此——创造新思想，而不是以一种本能的愤世嫉俗将其扼杀。这本书竟成为他对此事的回应，或许最令人失望。
将社会弊病归咎于一小部分人，这本书错失了机会，未能就其最初提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经济议题，作出更有实质内容、更可信的贡献。在这个我们需要更多以事实为基础、可信且严谨的经济分析来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