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年度会议上将工资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COVID-19危机给三分之二国家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在工资面临上行压力的国家，当前通胀也可能侵蚀工资涨幅。
七位专家解释企业和政府如何通过确保工资更加公平来应对工资不平等。
COVID-19疫情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显示，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低薪劳动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受影响尤为明显。
平均而言，女性工资低于男性。尽管美国劳动力中男性占多数，但女性在低薪劳动力中占多数。世界经济论坛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大多数国家也存在同样情况；疫情的影响使弥合这一性别差距的进程又倒退了36年。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最低工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非总能得到遵守；约有2.66亿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原因包括不符合资格或未能遵守规定。此外，最低工资并不总能体现生活工资，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未必足以让劳动者满足基本需求。
支付公平工资有利于企业和政府。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可以促使劳动者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此举能够应对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并激发经济活力。此外，通过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
保持一致，还可以彰显企业致力于建设更加繁荣、充实社会的承诺。购买力更低。
政府和企业如何确保劳动者获得更公平的工资？在达沃斯年度会议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向工作、工资与就业创造全球未来理事会的七位专家征询了意见。
“披露所有与确定薪酬相关的绩效及其他指标”
安娜·托马斯，未来工作研究所所长
条款清晰、透明的公平薪酬，是建设更美好工作未来的基础。研究显示，一些企业可能在招聘和管理中使用预测分析来降低劳动者的薪酬。这有悖于《良好工作宪章》所确立的公平薪酬原则，也妨碍围绕公平薪酬开展谈判。为坚守并彰显这一承诺，企业应披露所有与确定薪酬相关的绩效及其他指标，无论是否涉及自动化决策系统。
“通过‘渐进式工资模式’向技能娴熟的劳动者支付更高工资”
安妮·许，金融学荣休教授，新加坡管理大学；AMTD董事会董事
领导者可以通过实施渐进式工资模式，提供更加公平的工资。渐进式工资模式是一种三合一工具，将战略性技能提升、生产率提高和职业发展与逐步加薪相结合。该模式根据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设定工资，同时提供持续培训，使劳动者随着时间推移能够掌握更高技能并获得更高薪酬。
这种做法兼顾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向技能娴熟的劳动者支付更高工资，可确保企业在短期和长期内都能受益于劳动者生产率的提升。新加坡于2018年在清洁、园林和安保等基本服务行业实施了渐进式工资模式，并在COVID-19疫情期间将其扩展到其他行业。
“确保能够享有福利”
贝蒂娜·沙勒，德科集团集团公共事务负责人
以往从未像现在这样，人们如此关注工资待遇，尤其是公平工资。随着全球通胀和物价水平上升，关于制定和完善工资政策的讨论与谈判将会增多。
德科集团不仅致力于遵守其运营所在各国适用的劳动者工资标准，考虑教育程度、技能和职业经验的差异，并奖励个人和集体绩效，还致力于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劳动者能够享有福利，例如资助培训。在许多国家和行业，工资由集体协议确定，并辅以行业社会基金，提供额外支持。
公平工资有多重衡量维度。我们着重在工资制定中纳入当地对有尊严的社会和物质生活标准的理解。
“确保最低工资体现生活工资”
蕾切尔·考本-沃尔登，联合利华全球人权总监
实施最低工资是减少对劳动者剥削的一项重要立法举措，但最低工资并不总能反映生活成本。真正需要的是遵循生活工资标准。
生活工资是根据国家或地区情况计算出的、足以维持体面生活水平的工资。尽管大多数国家通过立法或集体协议设定了最低工资，但确保最低工资反映当前生活成本的国家较少。
政府应确保法定最低工资体现生活工资；若未能做到，企业至少应支付生活工资，同时继续承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并认识到生活工资是底线，而非上限。
“以劳动者为中心”
丽玛·纳纳瓦蒂，自营职业女性协会（SEWA）执行主任
COVID-19危机引发了全球重建得更好的呼声。这场危机凸显了当前股东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失败，并表明，支持劳动者——尤其是最脆弱群体——必须成为企业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核心。我们需要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经济模式，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代价却由多数人承担。自营职业女性协会（SEWA）将此称为“建设滋养型经济”。
这种经济将着重赋予劳动者自立所需的技能，并增强其韧性。它将强调普及社会保障和普遍劳动保障，从而更加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滋养型经济将让女性更容易进入市场，进而增强她们在社会中的经济作用。最终，滋养型经济将提升非货币性劳动的价值，包括各种社区服务和服务性工作。
“综合运用工资政策和措施，减少非正规就业”
李尚宪，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司司长
可以通过综合运用适当的最低工资、工资集体谈判、促进同工同酬并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措施来推动公平工资。这还需要建立强有力且包容的社会对话机制。
然而，遵守最低工资规定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非正规就业比例偏高，最新一期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非正规部门工资较低，是因为劳动者及其所在企业的基础生产率太低，无法支付更高工资。
要真正见效，工资政策应配合减少非正规就业、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措施。《2015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204号建议书）为推动这一转型提供了指导。
“以体面就业和公平工资共享繁荣”
莎兰·巴罗，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
过去40年，全球财富增长了四倍，但劳动收入占比仍在持续下降。不平等达到历史高位，引发绝望和愤怒：世界上大多数劳动者都在为靠工资有尊严地生活而苦苦挣扎。这也削弱了全球需求，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当人们通过以证据和集体谈判为基础的最低生活工资，以及普遍社会保障共享繁荣时，劳动者和企业都能受益。
疫情暴露了基本服务劳动者工资低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全球需求骤降，也显示出由贫困工资和非人道剥削驱动的全球供应链十分脆弱。核心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准备分享财富，为何还要创造财富？有韧性的经济模式必须建立在就业和公平工资之上。
本文与工作、工资与就业创造全球未来理事会合作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