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海峡时报》
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之际，能源转型正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
要及时实现净零转型，必须释放更强有力的政治承诺、资本获取渠道和气候正义。
能源安全挑战进一步表明，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取得了稳步进展；这对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负担的能源至关重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能源转型指数》趋势分析——该综合指标追踪各国能源转型进展——过去10年中有9年全球平均得分有所提高，全球超过80%的国家取得了进步。
新冠疫情期间，能源转型仍保持了一定步伐。2021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首次占全球发电量的10%以上，电动汽车的规模也翻了一番。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全球变暖的警钟仍不断敲响，世界还面临着能源危机，人们担忧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无法获得基本能源服务，自疫情暴发以来，普及能源服务的进展陷入停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向人类发出红色警报，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未来三年内让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达到峰值，以使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巴黎协定》目标仍有望实现。
能源转型策略
历史上，能源转型的许多进展得益于供给侧干预，以可再生能源替代高碳燃料。考虑到化石燃料目前仍提供了全球能源的80%以上，仅靠供给侧措施不足以实现净零转型。更为复杂的是，“行动十年”开启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叠加的阶段。疫情加剧的供应链瓶颈、贸易争端、宏观经济逆风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动摇了能源系统的根基。
各国正同时承受能源转型三大支柱方面的压力：经济发展与增长、环境可持续性，以及能源安全与可负担的能源获取。能源转型前沿之外仍有诸多重大未知因素，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策略并立即采取行动。
1. 国际气候目标需要通过国内政策获得法律约束力
雄心勃勃且稳定的长期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尽管《巴黎协定》就气候目标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共识，但各国提出的自愿国家自主贡献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050年前低于1.5°C所需的雄心水平并不相符。除国际协定外，还需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政策。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10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加拿大、欧盟和韩国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净零目标。随着民粹主义抬头，政治环境日益动荡，气候行动不能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政治优先事项。将气候目标写入国内可依法执行的法律，可以带来稳定性和确定性，使进展在不同政治周期中得以持续。
2. 能源安全规划需要转向“以防万一”模式
疫情后经济意外快速反弹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暴露出即使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也存在能源安全脆弱性。迄今为止，能源供应链一直运转良好，“准时制”模式推动了创新，并优化了整个价值链的效率。然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显而易见：安全约束促使许多国家大力恢复燃煤发电。
随着能源系统在转型过程中重新配置，能源安全规划需要从“准时制”转向“以防万一”，这要求维持充足的备用容量和储能基础设施，并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对这些方案的投资。能源安全还可以通过关注能源需求侧而非仅关注供给侧来进一步提升——能源效率和节能也能发挥作用。
此外，“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一简单原则同样适用于能源安全。通过多元化能源结构和能源进口来源，可以提升能源安全。
3. 降低清洁能源投资风险对于利率上升时维持资本流动至关重要
融资缺口依然巨大，降低能源投资风险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新兴国家。过去十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增长了三倍多，2021年达到7550亿美元。然而，这波投资增长是在经济扩张十年之后出现的，部分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基准利率。考虑到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的预期、供应链挑战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再生能源项目相对于现有化石燃料资产的成本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与化石燃料相比，资本密集型可再生能源技术对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敏感。在基准利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应对运营、执行和政策相关风险，有助于维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竞争力。采取稳定收入、提升购电方的信用状况、通过运营和基础设施改进减少限电，以及发出明确的需求信号以便行业进行资产负债表融资等措施，有助于维持清洁能源投资所需的资金流。
4. 能源转型应将公平与正义置于核心位置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企业正承受着创纪录的高能源价格，这主要是由于2021年能源需求空前反弹、供给投资不足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动荡。由于短期能源需求相对缺乏弹性，高能源价格推动消费者价格通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弱势群体和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凸显了能源转型在公平与正义方面面临的挑战。确保能源价格可负担，不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至关重要，也有助于维持对气候政策的支持。
能源市场的暂时失衡可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反复出现，因此需要长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确保弱势群体和小企业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能源。有效的支持机制取决于能否精准确定必要补助的受益对象，并以不会削弱高效、负责任消费积极性的方式设计措施。
5. 借鉴疫情应对经验，克服能源效率方面的行为障碍
供给侧干预需要配合需求侧措施，才能加快能源转型。能源效率的提升被广泛视为“第一燃料”，因为它成本竞争力强且资源丰富，但目前的改善速度低于及时实现净零转型所需的水平。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过去五年全球单位GDP能耗每年改善1.3%，远低于本十年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所需的4%改善率。
积极让消费者参与，对于有效管理需求至关重要。尽管行为和认知障碍长期存在于能源效率倡议中，疫情期间的经验表明，短期内改变社会行为是可能的。透明且持续地传播信息、恢复对机构的信任，并在设计干预措施时考虑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分配影响，都有助于推动消费者参与能源效率行动。
我们需要平衡的能源转型
在当前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的环境下，能源系统也难以免受冲击。在不确定性中驾驭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重大且快速的渐进式进展将来自那些尚未开发的潜力领域。兼顾并同步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能源安全与可负担的能源获取，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要务，可以增强转型的韧性。如今，这种做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