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迎接2015年之际，面对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现实：世界上仍有人无法获得充足且有营养的食物。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每八人中就有一人每天挨饿，其中估计五岁以下儿童中有六分之一体重不足。对于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情况尤其严峻；他们难以获得技术、土地、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这一不足经常危及他们为自己及家人生产或获取食物的能力，尤其是近些年来世界粮价上涨之际。
如果用从一到“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尺度衡量，解决这一问题、确保粮食安全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发展议题之一。好消息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个目标——消除世界饥饿——是可以实现的；到今年年底将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也已接近达成。然而，各国政府往往未能履行义务，为粮食安全营造有利环境，有些情况下甚至使情况恶化。
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一种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应对的工具，帮助实现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在我们近期出版的著作《 贸易政策与粮食安全：世界粮价高企背景下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获取》中作了阐述。尽管经历了三十年的下跌后，近些年来世界粮食价格按实际价值计算有所上涨，但全球并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在于如何转运粮食——往往需要跨越国界——将其从生产盈余地区运往供给不足地区，并以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能够负担的价格出售。
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机制往往体现为阻碍粮食高效 流动 的壁垒，而非粮食本身的匮乏；这凸显了政治因素和制度在粮食分配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事实上，粮食即使在被认为短缺或价格高企时仍可能供应充足，但穷人却无法获取，这种观点 已经流传数十年。
许多国家限制粮食进口或抑制粮食出口，目的很简单：让国内市场免受国际价格变化的影响。出口国可以通过出口限制使国内价格低于世界价格；进口国则可能提高粮食进口税或消费税，以保护本国农民免受外国竞争。
2007—08年世界大米价格涨至原来的三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警惕，许多东南亚国家单方面禁止大米出口、恐慌性抢购并囤积大米。这些政策行动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依据区域大米供需的实际状况——当时该地区碾米产量创下21世纪以来最高水平，且比2006—07年度总产量高出近6%。但各国政府是依据一套长期存在、看似合理的计算采取行动的：他们认为，贸易措施不仅能有效稳定价格，而且比单独采用储备政策成本更低。
从理论上说，他们是对的。研究可以证明，出口管制或降低进口壁垒是单个国家稳定价格的有效方式。
但如果各国同时采取行动，就会出现集体行动问题。即使是不愿采取此类贸易措施的国家，也常常发现自己被迫回应其他国家的行动。各国试图以这种方式隔绝本国市场、抵御世界价格上涨，实施限制性贸易措施的国家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出口国的出口限制和进口国的进口关税下调都会推高世界价格。因此，当每个国家都同时试图以相同幅度降低本国价格时，稳定政策本身反而会加剧世界价格上涨。
换句话说：动机良好，结果糟糕。
相反，更开放的贸易和更深入的一体化可以成为缓冲国内粮食供应波动的良方，从而稳定粮价、提高农民收益，并降低消费者面临的价格。这是因为，某种粮食商品的全球产量波动远小于各国各自的产量波动——减少全球层面的贸易壁垒，就能在短缺时进口更多粮食，在丰收时出口粮食。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继续推进，采取切实行动促进粮食安全可以发挥关键作用。WTO《农业协定》旨在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改善粮食的可及性和供应保障：既确保各国政府保留支持农业部门的政策选择，也限制各国在国外实施破坏稳定政策的空间。继续落实现有WTO规则十分重要，但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尤其是缩小贸易扭曲性支持的范围、扩大市场准入，并加强出口竞争等领域的纪律约束。
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更加善于理解其农业政策行动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而深化贸易一体化有助于推动这一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贸易和市场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贸易，粮食商品市场仍常因某些贸易政策遭到滥用而受到严重扭曲。正如这本新书所述，这可能导致许多政府往往在无意中加剧农业价格困境。幸运的是，通过适当、信息更充分且更加面向外部的一体化政策，可以减轻价格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影响。
本文由 世界银行《贸易邮报》博客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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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米尔·福阿德（Amir Fouad）是世界银行集团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的研究分析师。伊恩·吉尔森（Ian Gillson）是世界银行集团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的高级贸易经济学家。
图片：2009年3月6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集装箱船驶离布勒内湾。路透社/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