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非洲地下水总量相当于尼罗河多年平均总径流量的数千年之和。
对于非洲之角这类饱受反复干旱困扰的地区而言，获取这些水源可能成为提升抗风险能力和改善供水的重要突破。
然而，开发这些庞大的地下水资源并非易事，需要制定统一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
极端高温和干旱给非洲之角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对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许多人而言，这种状况至今仍在持续。对其他人来说，干旱的阴影也始终近在咫尺。
该地区近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并连续经历了六个季节降雨失败。应对能力薄弱，人道主义影响严峻：5000万人受到直接影响；另有1亿人受到间接影响；20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和饥荒风险；超过4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难民人数达数十万。
反复发生的干旱推高粮食价格，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不利影响，并加剧不安全局势和冲突风险。气候变化是灾害风险的放大器，加剧极端干旱与洪涝的循环，使本已脆弱的人口面临潜在的流离失所风险。非洲之角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游牧牧民群体，在部分国家占人口的一半，他们正日益追逐那些始终不来的降雨。小规模农户的流动性较弱，同样受到影响。跨区域边境地区逾4000万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水利基础设施。
对此，救济机构和政府难以为缺水、缺粮的流离失所者以及受影响的东道社区提供支持。2022年，联合国难民署（UNHCR）获得的资金不足所需资金的一半，难以应对区域性干旱。尽管干旱预测能力正在提升，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当地切实取得持久、可持续的抗旱成效。
深层地下水可缓解非洲之角的干旱
与普遍看法相反，该地区抗旱能力的制约因素并非水资源本身，而是干旱期间最需要水的人无法获得水。所幸，解决方案或许就在他们脚下。
在全球范围内，地下水供应全球半数饮用水以及约三分之一的灌溉和工业用水。与干旱期间往往减少的地表水（及浅层地下水资源）不同，深层地下水资源可能提供未受污染、具有气候韧性且水量充沛的供水。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据估算，地下水总量（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部分）相当于尼罗河多年平均总径流量的数千年之和。然而，据估计，该地区每年可利用的可再生地下水中，仅有不到5%得到利用。
非洲之角也存在类似情况。研究证实，丰富且易于获取的地下水（通常深度不足200米）普遍存在，并且在反复干旱的热点地区会定期得到补给。近期对早期石油勘探井数据的重新解读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索马里发现了相当于40万个奥运规格游泳池容量的可补给淡水地下水；邻国坦桑尼亚的一处深层含水层据估计可为200万人提供用水，其出水流量最高可达浅井的20倍。然而，此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开发，尽管索马里的这一资源被视为“解决影响数百万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最具成本效益且可持续的方案”，以及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配合机械化管道的地下水在干旱救济行动中的成本可比雨养供水和水车运水低50倍。
多种因素可能导致进展迟缓。在全球范围内，主流的地下水保护论述警示过度开采、污染、盐碱化和地面沉降等问题。直到2020年，深层地下水仍被联合国列为“非常规水资源”。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下水分布广泛但水量较少。如今，关于当地资源动态的数据仍然匮乏，且政治经济、资金以及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
不过，相关观点正在转变。地下水如今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并且已有高层呼吁，要求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妥善开发和保护地下水”，并使“隐形之水变为可见之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近期推出的地下水获取设施旨在以可持续方式利用该地区大量未开发的地下水资源，以帮助受长期干旱和严重粮食不安全影响最深的群体。下一步是转向切实行动。
应对干旱的战略性网络
一项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案是建设深层地下水井的战略性网络，以增强区域抗旱能力。该构想基于以下认识：
深层地下水在最需要的地区可以获取，并且成本效益日益提高；
反复干旱的热点地区已广为人知，且日益可预测；
受干旱事件影响最深的利益相关方、其所在位置及季节性迁徙规律日益为人所了解。
深井网络可根据资源可持续性和当地管理偏好等因素，全年用于多种用途的社区供水，也可仅在干旱紧急情况下启用。钻孔可经过专门设计和建造，即使在最严峻的干旱条件下也能可靠运行。包容且参与式的方法可以赋能社区，使其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让其参与规划、设计、运营、维护和所有权等环节。例如，当地社区可以在极度缺水时期确定最佳钻孔位置。资金可向政府以及救济/发展机构争取——其理据在于，事前增强抗风险能力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成本效益，大于事后救济。
深层钻井建设可纳入更广泛的气候适应型综合水资源管理。例如，在先旱后涝的情况下，可将多余的地表水引流入渗，补给地下水储备。深层钻井可与小规模农林业项目相结合，以支持紧急粮食和饲料生产。钻井可成为协调干旱救济计划的重要依托。
论坛为应对全球水资源挑战正在采取哪些行动？
克服挑战
该提案虽具潜力，但并非没有挑战和权衡取舍。例如，深层钻井将如何影响游牧牧民和流离失所社区的迁徙、决策及适应能力？钻井是否会在本已脆弱的环境中成为潜在的冲突点？是否应开发不可再生的化石含水层？是否需要进行水处理，又将如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潜在的环境影响和跨境水资源将如何管理？
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需要答案。虽然应当谨慎，但该地区数百万人当前所面临的毁灭性现实，无疑需要探索创新、务实且可行的解决方案。随着世界水论坛、全球极端高温行动日，以及2024年即将召开的关于气候变化、自然和荒漠化的缔约方大会（COP）等活动的举办，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得知丰富的淡水就埋藏在那些长期遭受严重和慢性缺水之苦的人们脚下、并且在可触及的深度，这现在已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正义问题。
Jude Cobbing与Bradley Hiller的学术论文已被引用逾75次，而他们共同撰写的世界银行报告已被引用逾220次。Bradley Hiller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吉奥驻留期间推进了这篇文章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