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左右，任何来自富裕国家、前往低收入国家的旅行者都不可能错过一个显著变化：手机使用迅速普及，如今移动互联网接入也在不断扩大。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移动通信正发挥着与20世纪70年代法国、英国等国固定线路通信普及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相同的作用。家庭和社会联系，以及商业和教育机会，都因此发生了转变。
推动这一技术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欧盟于1987年实施的一项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项法规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硬件和服务市场，规模之大使该标准得以在全球采用。该标准名为GSM，名称源自制定该标准的Groupe Spécial Mobile委员会。到2004年，全球GSM服务用户已超过10亿。法规的全球影响力意味着手机和网络硬件制造可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因此价格迅速下降，网络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互操作也更容易实现。
许多法规都发挥着制定标准的作用。与“监管必然不利于企业”这种简单化观点相反，监管事实上可以通过三个重要途径造福经济。
其中一种方式，是发挥GSM标准所体现的创造和扩大市场的作用。当不同技术方案相互竞争时，例如20世纪70年代Betamax与VHS录像带标准之间那场著名较量，如果能迅速、果断地解决相似标准之间的竞争，消费者就能得到更好的服务，也可避免把钱花在最终落败的技术上。当欧盟、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型市场通过监管确立标准时，规模经济便会迅速显现。由此形成价格下降、质量提升和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
这是一个强大的动态过程。它解释了为何英国企业越来越震惊于英国政府可能无法在脱欧后持续与欧盟实现监管协调。英国最大商业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在征询数千名会员意见后，最近呼吁就商品、服务和数字标准与欧盟规则“持续趋同”。可进入市场的规模对增长前景至关重要。
监管还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来造福经济。这似乎有悖直觉，事实上，某些形式的监管确实助长了寻租行为。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常抱怨合规负担，但它们显然也依赖监管来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它们承担监管负担的成本，是为市场力量支付的代价。
金融等某些行业的监管就是反面例子。官员们认为，一旦出了问题，保护消费者就需要再出台一项法规，结果规则层层叠加，保护了既有企业，并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复杂问题。当新法规证明无效时（考虑到金融领域骗局和误导性销售泛滥，这并不令人意外），恶性循环便会启动：增加监管导致更多失败，继而带来更多监管。
因此，肩负确保公平竞争职责的明智监管机构，例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会采用“监管沙盒”方式，让新技术和商业模式能够接受测试，同时避免监管负担过重。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在提议将其监管沙盒方法推广至全球。
此外，如果新规则需要经过成本效益分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监管规则变得错综复杂。但这类评估只是渐进式的，而真正需要的是定期对整个监管框架进行评估。重大灾难往往源于未能从整体角度思考，英国格伦费尔大厦致命火灾便悲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新兴行业，或确实可能有新进入者携新技术加入的行业，监管实际上有助于创造市场。例如，监管通过消除创新产品的信息不对称——产品技术越先进，这种不对称往往越严重——为大型既有企业和新进入者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创新得以扎根。此外，通过保证新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并设定强制性最低标准，监管让消费者有信心尝试新事物。
监管造福经济的第三种方式，正是保护消费者。如果这意味着企业短期利润降低，那也无妨。社会福祉并不等同于企业盈利能力，也不等同于GDP增长率。在CBI关于脱欧后监管的讨论中，最希望实现监管分歧的行业是废弃物与环境服务业以及水务行业。严格的欧盟环境标准给这些企业带来高昂成本，这可能使它们的增长速度低于原本水平。但众所周知，GDP增长并未计入环境外部性。
这一切都凸显了监管机构如何实施监管的重要性。它们的行动可能——而且往往确实会——损害竞争和增长，同时未能保护消费者。但情况并非必然如此。认识到监管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或许能推动更成熟的讨论，超越政治闹剧，将注意力转向监管设计这一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