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女性享有的法律权利仅为男性的四分之三。
最严重的不平等涉及家庭关系、就业、经济资产控制权和暴力问题。
因此，确保当前疫情不会加深这些差距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两位专家写道。
据估计，全球有15亿人面临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而另有45亿人——尤其是女性、贫困人口及其他弱势群体——无法获得法律所提供的保护和机会。
诚然，情况并非全然悲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旨在“确保人人都能诉诸司法”；与此同时，多维贫困衡量指标日益纳入与司法相关的指标。此外，改进的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更易获取的全球和国家统计数据，改善了对司法差距的衡量，并填补了关键的数据空白。
但新冠疫情正在为平等获得司法救助制造更多障碍，女性尤其如此。疫情应对措施很可能对不同性别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这意味着移民、残障和原住民女性面临双重不利。因此，确保当前危机不会扩大既有的性别法律差距至关重要。
早在疫情暴发前，这些差距就已十分明显，许多女性要获得司法救助仍面临艰难挑战。尽管进行了多项法律改革，全球女性享有的法律权利仍仅为男性的四分之三，其中最严重的不平等涉及家庭关系、就业、经济资产控制权和暴力问题。
女性遇到的法律问题未必比男性更多，但她们往往面临一些特定问题，例如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性暴力、缺乏法律身份以及无法获得社会安全网。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
此外，女性往往缺乏在司法体系中周旋所需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社会规范通常比法律更具限制性，可能阻止她们采取法律行动。即使她们采取行动，带有性别偏见的公职人员也可能损害她们的权益。那些已经需要兼顾家庭照护和正式或非正式工作的女性，可能也没有时间上法庭。
法院并非寻求司法救助的唯一途径，但它们是重要途径之一，而新冠疫情暴露了法院的弱点。法院历来采用新技术的速度缓慢，过度依赖当面出庭，也一直难以让缺乏律师或其他法律援助的人获得服务。没有法律学位的人很难理解法院的专业语言，而其他公共服务中常见的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做法，在法院仍不多见。
为应对疫情，法院正在改变做法，以期改善司法服务的可及性，包括利用技术分享信息和办理各类事务，例如提交申请和申请保护令。电话和视频远程听证已成为新常态，一些法院服务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提供。不过，尽管法院应当欢迎并采用新技术，女性等弱势群体仍有被落下的风险。
危机期间，法院还采取了分流处理方式，例如推迟非紧急案件，并延长现有司法命令的有效期。女性受益于保护令和子女监护裁决的普遍延期。更广泛地说，司法分流也为今后如何以最高效率解决案件提供了思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英国已经启动相关举措，监测新的法院服务方式并记录其成效。人们日益认为，这类数据对于支持司法改革必不可少。
鉴于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带来的额外威胁，或许需要进行重大而持久的改革。首先，日益恶化的经济、家庭和健康问题可能导致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激增。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报告称，家庭暴力发生率不断上升，紧急避难所的求助请求也在增加。但封锁和其他危机措施可能切断了应对暴力的常规途径。
同样，经济衰退和失业可能削弱男性支付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的能力，法院因此需要执行或修改此前的裁决。如果女性没有合法身份证明、被排除在公共信息宣传活动之外，或缺乏寻求法律帮助所需的经济资源，她们可能难以领取社会保障金和其他与危机相关的福利。
女性面临的经济约束将日益突出，因为疫情也可能加剧既有的经济性别差距，进一步限制女性获得司法救助。比如，丈夫死于新冠肺炎的女性可能无法再获得土地等财富来源和储蓄。如果没有防止经济差距扩大的特别法律保护，资产损失会让女性更难在司法体系中周旋或负担法律援助。在许多国家，贫困人口特别依赖法律援助服务；研究表明，这类服务对女性及其家庭具有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但经济急剧下滑可能也会威胁到这一资源。
最后，这场危机可能引发对社会规范的反弹，削弱女性挑战不公正法律和做法的能力，也可能导致对有益于女性的家庭法和劳动法改革执行不力。
有两种方法可以减轻这些风险。第一，不能让疫情扩大性别司法差距。为此，需要评估司法部门应对疫情的措施是否可能对女性造成有意或无意的负面后果。我们还需要结合贫困、族裔、残障、语言和居住地等相互交织的不利因素来审视性别问题。
第二，这场危机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哪些做法有助于改善女性获得司法救助的情况。为此，需要监测和评估新举措并收集数据。最重要的是，应将有助于缩小性别司法差距的措施常态化，并酌情扩大实施规模，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临时且可撤销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