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累进的社会政策和一点历史机遇，孟加拉国已从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一个有望成为“虎经济体”的国家。但它能否避开那些历史上曾使充满活力的经济体陷入困境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孟加拉国已成为亚洲最引人注目、也最出人意料的成功案例之一。孟加拉国曾是巴基斯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971年独立后的许多年里，它仍是一个经济上的失败典型，饱受贫困与饥荒之苦。事实上，到2006年，局势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当孟加拉国的增长速度超过巴基斯坦时，这一现象被视为侥幸。
然而，那一年后来证明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孟加拉国的年度GDP增长率每年大约超出巴基斯坦2.5个百分点。今年，其增长率很可能超过印度（不过，这主要反映了印度的经济放缓，而除非政策出现严重失误，这种放缓本应得到扭转）。
此外，孟加拉国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1.1%，远低于巴基斯坦2%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巴基斯坦每年快约3.3个百分点。据推算，即使进行购买力平价修正，孟加拉国的人均GDP将于2020年超过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悄然发生的转变归功于什么？与所有大规模历史现象一样，答案不可能确定无疑，只能找到线索。不过，在我看来，孟加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变革推动的，其起点是增强妇女权能。
得益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孟加拉乡村银行和BRAC，以及政府近期的工作，孟加拉国在教育女童和提升妇女在家庭及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努力已转化为儿童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改善，使孟加拉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目前达到72岁，相比之下，印度人为68岁，巴基斯坦人为66岁。
孟加拉国政府在支持基层经济包容性举措方面也值得肯定，其积极效果可从近期发布的世界银行数据中看出。在拥有银行账户的孟加拉国成年人中，2017年有34.1%进行了数字交易，而南亚的平均比例为27.8%。此外，孟加拉国只有10.4%的银行账户处于“休眠”状态（指前一年没有存款或取款），而印度这一比例为48%。
孟加拉国取得进展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服装制造业的成功。这一成功本身又受多种因素推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孟加拉国的主要服装企业规模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法规的不同，与印度的同类企业相比尤为明显。
所有劳动力市场都需要监管。但在印度，1947年颁布的《工业争议法》严格限制了企业雇用工人和扩大劳动力规模的能力，最终弊大于利。该法于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摆脱英帝国统治获得独立前几个月颁布，这意味着两个新国家都继承了该法。但巴基斯坦军政府对后来成为孟加拉国地区的工会颇为不满，于1958年废除了该法。
因此，在没有此项法律的情况下诞生的孟加拉国，为制造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尽管孟加拉国仍需要更强有力的监管以保护工人免受职业危害，但缺乏明确限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法律，对就业创造和制造业成功起到了助益作用。
问题在于孟加拉国强劲的经济表现能否持续。就目前而言，该国前景良好，但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若干风险。
首先，一国经济腾飞时，腐败、裙带关系和不平等往往会加剧，如果不加以遏制，甚至可能阻碍增长进程。孟加拉国也不例外。
但更深层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孟加拉国早期投资于进步社会改革的保守团体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这些投资一旦被逆转，将导致严重且持久的经济倒退。这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担忧：纵观历史，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已多次因狂热主义而陷入困境。
例如，一千年前，阿拉伯哈里发国统治着经济极具活力的地区，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城市是全球文化、研究与创新的中心。这一黄金时代随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扎根与蔓延而终结。此后，对过去的怀旧之情取代了当下大胆的新追求。
巴基斯坦的历史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在建国初期，巴基斯坦经济表现尚可，人均收入远高于印度。在此期间，拉合尔等城市成为多元文化的艺术与文学中心，这绝非偶然。然而，随后而来的是军事统治、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筑起的抵制开放之墙。到2005年，印度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了巴基斯坦，此后更是取得了大幅领先。
但问题不在于任何特定宗教。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俗民主国家，直到几年前，其经济仍以超过8%的惊人年增长率增长。如今，歧视少数群体和妇女、并阻碍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团体，正威胁着其既有成果。同样，葡萄牙在15和16世纪的全球强国鼎盛时期迅速消逝，原因在于基督教狂热主义成为该帝国的主要政治驱动力。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孟加拉国需对原教旨主义带来的风险保持警惕。鉴于谢赫·哈西娜总理对应对这些风险的坚定承诺，有理由期待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孟加拉国将走上二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道路：成为亚洲的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