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女性与男性在经济赋权和机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决策者亟需紧急应对。在大多数国家，就业的男性多于女性，且同等工作下男性的报酬也更高。此外，多个国家在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获取方面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性别平等的缺失 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因为它阻碍生产率并拖累增长。
我们的 新研究 分析了这两种现象（收入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性别不平等与各时期、各收入组别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
性别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关联
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较高的 性别 不平等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相关：
第一，性别工资差距直接导致收入不平等，而男女劳动参与率的较大差距会造成两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从而产生并加剧收入不平等。
第二，女性更可能在收入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工作，这会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并加剧收入不平等。
最后，男女之间普遍存在机会不平等，例如在教育、医疗服务和金融服务获取方面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
证据
我们的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在各个时期和所有收入组别的国家中均存在密切关联，即使在控制了收入不平等的标准驱动因素之后依然如此。这些标准驱动因素包括金融开放与金融深化、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我们考察了过去二十年间近140个国家两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本研究拓展了联合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该指数既涵盖结果层面的性别不平等（劳动参与率差距和议会女性席位比例），也涵盖机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教育差距、孕产妇死亡率和青少年生育率）。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这一多维指数从0（完全性别平等）上升到1（完全性别不平等），与净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基尼系数衡量）上升近10个点相关。
尽管这些结果适用于所有发展水平的国家，但性别不平等的相关维度有所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基本消除，两性经济机会也较为平等——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劳动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产生。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机会不平等（尤其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性别差距）似乎是实现更平等收入分配的障碍。
证据表明，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女性经济参与度提高与更高的增长、更有利的发展成果以及更低的收入不平等相关。鉴于这些密切关联，追求机会平等并消除阻碍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及其他障碍，已成为具有宏观经济意义的议题，此外还有有力的人权论据：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使女性在自主选择的情况下能够参与经济活动。这反过来将产生有益的宏观经济效应。
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
要显著缩小性别差距，需要从多个层面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关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已讨论过相关政策建议，包括：
取消基于性别的法律限制。 在一些国家，与性别相关的法律限制普遍存在，其中包括对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障碍。 此前的研究 发现，使法律趋于平等可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具体而言，在宪法中确立性别平等，可使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多达5个百分点。
调整税收政策。 财政上对次要收入者的不利激励会限制女性参与，在德国被视为一项重要障碍。以个人所得征税取代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将消除对次要收入者（其中常为女性）的不利激励。这可能会鼓励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
为基础设施和教育等优先支出创造财政空间。 在发展中经济体，农村地区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例如更便利地获取水源和改善交通系统）可以减少女性从事家务的时间，使她们能够在家庭之外寻找工作。来自印度的证据表明，若教育支出增加相当于GDP 1%的水平，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提高2个百分点。
实施设计良好的家庭福利。更便利地获得育儿假以及优质、可负担的托儿服务，将使女性更容易求职。为提高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日本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将育儿假津贴从工资的50%提高至67%，并到2015年4月前将托育服务名额增加约50万个。
再分配与这些基于性别的政策相辅相成
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替代旨在缩小性别和收入不平等的针对性别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 表明，再分配总体上对增长有益，同时可降低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而，为应对更深层次的机会不平等，例如男女之间在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获取方面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应更加聚焦于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干预。
本文系与 IMF Direct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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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onali Jain-Chandr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处长。Kalpana Kochhar 目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评估部副主任。Monique Newiak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区域研究处的经济学家。
图片：一位女商人在巴黎西部金融区的拉德芳斯拱门下行走，身影呈剪影。REUTERS/Christian Hart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