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你身处法庭之上，被指控犯下了你知道自己并未实施的罪行。接着再想象，一位科学家走上证人席，开始向法庭解释你的DNA为何会出现在凶器上。
法医科学堪称技术上的成功典范：如今检测和识别法医痕迹的分辨率与准确度前所未有，我们能够采集、留存和检索的数据量也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能力正在改变法医科学的作为。然而，与此同时，法医科学正面临一项巨大的挑战。
什么危机？
法医科学处于科学、法律、警务、政府和政策的交汇点。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满足相互竞争的需求并兼顾各种驱动因素，以提供科学支持司法体系。近期，英国上议院科学与技术特别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认为，法医科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其严重程度已足以损害我们司法体系的公信力。这场危机是多方面的。尽管危机的部分后果已被报道，例如误判、渎职行为以及质量标准不达标，但危机中有一个方面一直被忽视。近期，一项近期研究在英国针对英国上诉法院维持的所有案件进行了梳理，这些案件的原审中刑事证据均起关键作用，时间跨度为七年。在其中22%的案件中，证据被误读。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表明法医科学所面临的危机存在更深层的根本原因。
这场危机源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即科学在司法体系中的运用方式。仅能检测关键的法医痕迹（无论是DNA等物理痕迹，还是GPS数据等数字痕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能够在犯罪重建的语境中解读这些痕迹意味着什么。如果在一件夹克上发现了射击残留物，仅能准确检测出这些颗粒是射击残留物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穿着这件夹克的人是否开过枪，如果开过，那是否发生在案发期间。
目前，我们并不总能获取所需的数据来做到这一点。问题不仅在于理解痕迹如何以及何时发生转移。例如，2018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当108个犯罪实验室收到同一份复杂的DNA混合样本时，有74个实验室正确地将两份参考样本列为混合样本的贡献者，但它们同时也错误地将一名无辜者的参考样本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有69%解读该图谱的实验室出现了错误判定。这一问题涉及每一类法医科学证据，从指纹、DNA到纤维、射击残留物及数字证据，并且它触及了我们在司法体系中运用科学的核心，也关乎社会的根基。我们检测痕迹的能力前所未有地强大，但要实现稳健的法医科学，我们需要明确这些痕迹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英国上议院近期的调查就法医科学的全部职权范围提出了深入的问题（从犯罪现场、侦查、实验室分析到证据在法庭上的呈现），同时汇集了所有相关领域的意见（包括警方、辩护律师、司法界、科学家、研究人员、政府部长及政策制定者）。调查委员会因此揭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医科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研究结论对全球法医科学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委员会发现，法医科学采取零散化的做法，其各个环节分别由执法机构（负责证物和样本的采集及部分分析）、法医服务机构（负责分析与解读）以及法院（负责确定相关材料的重要性和证据价值）承担，这导致了法医科学在战略监督和问责方面出现了严重缺失。
这种碎片化的局面导致法医科学的价值未能得到有效阐明或认可，进而使法医科学未能成为战略优先事项。例如，目前（仍）无法有效证明检测某一材料来源所具有的真正价值，而这一检测可能促使嫌疑人供认罪行。在侦查阶段的供认，日后可能节省律师和法庭的时间。
尽管法医科学在司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要证明法医科学的价值及其战略价值却始终难以实现。部分原因在于法医科学流程中侦查与起诉阶段之间缺乏衔接，这使得人们难以将流程中某一环节的结果与另一环节的行动联系起来。此外，还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难以找到一种为社会公益价值与经济成本赋予可比性的公认方法。可以说，在司法体系中，价值不应仅被视为财政问题。
在英国，这一状况更加严峻。当地已形成法医科学服务市场，私营企业可以竞标，为样本和证物提供法医分析服务。过去10年间，该市场的财务价值已从每年1.2亿英镑下降至约5000万至5500万英镑，剩余市场缺乏可持续性（部分原因在于采购流程可能以成本优先于质量），且监管不足。与此同时，这些服务的主要采购方（通常为警方）一直面临大幅削减预算的压力，这导致市场严重不稳定，并给保障服务提供方的偿付能力和维护证据完整性带来了严峻挑战。
法医科学本身及其所依托的证据基础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由于法医科学具有跨学科和应用性的特点，它历来在主要资助方的视野之外。在有资金可用的情况下，重点一直放在为行业配备工具上，以便更快速、更准确、以更高灵敏度检测材料，并在市场中创造经济价值。这意味着“……法医证据的解读并不总是基于科学研究来确定其有效性”（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上议院的报告发现，这种情况直至2019年仍然存在。由于重点在于检测法医材料，而非解读其含义，基础研究缺乏资金支持，而此类研究本可提供必要的证据基础，以便理解您的DNA是如何（以及何时）出现在凶器上的。
通往正义之路？
法医科学的危机是一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此类挑战很少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需要跨多个学科和领域协同努力，才能找到取得进展的路径。就法医科学而言，显然，若只针对个别“症状”（例如实验室中的质量标准失效，或为犯罪现场提供更好的实时情报技术）采取措施，充其量只能为孤立的具体问题提供短期解决方案。相反，法医科学的未来在于从根本原因入手应对危机，并在改革中始终将技术与人置于核心位置。
展望未来，法医科学需要建立一个整体性愿景，确保侦查与法庭之间形成有意义的衔接。需要进行战略监督，为当前的运作方式设定优先事项，建立可持续的法医科学服务供给市场，并为支撑法医科学流程每个环节（从犯罪现场到法庭）的研究设定议程。这需要形成一项集体性的企业战略，为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发声渠道。
在英国，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稳定市场，尤其是在采购流程、质量标准以及控方和辩方公平获取法医科学服务方面。但要解决全球法医科学的核心问题，所使用的科学还必须以卓越的研究为基础，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
法医科学研究需要利用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能力，开发新型技术工具，以应对在痕迹和个人的检测与识别中出现的新挑战。但研究还必须夯实基础，以确保对所检测材料在具体犯罪调查中的含义进行可靠、透明且可重复的评估性解读。这将需要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现有资助结构发生阶段性变革，并设立专门的资助渠道。前路仍然漫长：在英国，2009年至2018年间，国家层面用于法医科学的研究经费占研究经费总额的比例不足0.03%，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则不足0.003%。
鉴于司法体系如何塑造我们的社会，忽视法医科学危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法医科学体系的完整性对于司法公正和公众信任至关重要，因此这是全球社会面临的一项紧迫挑战。正如海洋中的塑料污染一样，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已经太久了。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