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偏好和信念对劳动力市场（Killingsworth 1987）、金融市场（Garleanu and Panageas，即将发表）以及宏观经济（Chien et al. 2014）的动态具有重大影响。性别之间的异质性尤为重要——每个群体各占人口的一半，而且男性和女性的偏好存在系统性差异，这反过来又对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Croson and Gneezy 2009、DellaVigna et al. 2013、Bertrand et al. 2015）。
已有研究考察了生物学和遗传学对不同性别风险态度的影响（Sapienza et al. 2009），Barnea et al. 2010)。在最近的一篇论文（D’Acunto 2015）中，我检验了社会身份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些差异。社会身份是社会赋予男性和女性的一套刻板行为模式（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表1。 200名调查受访者赋予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刻板印象
男性身份提高风险承受能力
如何检验社会身份对偏好和投资的因果效应？我在受控环境中以个体为单位随机操纵身份刻板印象，使受试者清楚意识到与其性别群体相关的类型（Benjamin et al. 2010）。随后，我要求受试者完成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任务和简单投资任务。操纵会使身份刻板印象变得突出，或对身份构成威胁（Willer et al. 2013）。在心理学文献中，这两种干预都会增加男性而非女性参与风险行为的意愿。
在第一个实验中，我在随机启动或威胁受试者身份之前和之后，通过彩票选择任务测量其风险承受能力。该程序可以在个体层面测量操纵所带来的风险承受能力变化。图1(a)显示，操纵前男性的风险承受能力分布在各处理组之间相似：平均而言，所有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图1(b)绘制了不同处理条件下风险承受能力变化的分布。对照组男性在操纵前后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同。但显著组和威胁组的男性在每次操纵后，平均而言风险承受能力都有所提高。
图1a。 操纵前男性的风险承受能力
图1b。 操纵导致的男性风险承受能力变化
身份使男性更加过度自信
但身份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男性的风险态度？在第二个实验中，我发现身份使男性更加过度自信。被启动的男性认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高于客观成功概率所表明的水平。为了构建优于平均水平信念的个体层面测量，我询问受试者，如果在一个平均有十次中五次成功的机会上投资十次，他们认为自己和邻居各会成功多少次。图2(a)显示，男性平均而言过度自信，而女性则不然，这与Barber and Odean (2001)的猜想一致。图2(b)绘制了仅针对男性的、在各处理条件下优于平均水平信念的测量结果。被启动的男性（右侧）认为自己在纯粹的机会游戏中比同伴更可能成功，即启动使男性更加过度自信。
在第三个实验中，我证明了这种过度自信效应是通过对随机过程的控制错觉发挥作用的。我以控制错觉的形式复现了结果，诱导过度自信。我通过启动对他人的权力感来诱导过度自信（Fast et al., 2009）。与身份操纵类似，被诱导过度自信的男性风险承受能力也会提高。
图2a。 不同性别的过度自信情况
图2b。 不同处理条件下男性优于平均水平的信念
身份影响男性的投资决策
随后，我分析了投资行为。在第四个实验中，我操纵身份，并让受试者面对一个预期价值为正的风险投资机会。受试者获得100美元的虚拟初始资金，并决定是否投资以及投资多少。图2显示，身份和过度自信启动条件下的男性比对照组显著更频繁地希望进行投资。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中，我发现，在考虑年龄和教育异质性后，两种条件下的男性平均比对照组多投资20美元。我们可以将这些结果解释为过度自信对交易行为影响的因果检验（Barber and Odean 2001）。在第五个实验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该实验中，我将投资决策框定为代表委托人进行的委托投资。我们可以将这些结果解释为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因果检验（Malmendier and Tate 2005）。
图3。不同处理条件下男性积极投资的频率
身份对年长男性的影响大于年轻男性
性别刻板印象会随时间和文化演变——只要男性与女性刻板印象之间的感知差异缩小，它们对行为的影响就应当减弱。我考察了不同出生队列之间效应的异质性：年长受试者对性别身份刻板印象的看法应比年轻队列更为鲜明，尤其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因此，年长受试者应比年轻受试者对身份操纵的反应更强烈。这正是我在图4(a)中就受试者风险承受能力变化所发现的结果，以及在图4(b)中就受试者投资意愿变化所发现的结果。
图4a。 身份对男性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按出生队列）
图4b。 身份对男性投资的影响（按出生队列）
结论
性别身份与生物学一道，有助于解释不同性别在风险承受能力、信心和投资行为上的差异。与生物学不同，社会身份是一种文化产物，可以通过性别身份线索加以操纵。本专栏中的检验为将过度自信与投资联系起来的文献提供了因果验证，并提出身份是男性过度自信的一个来源。研究结果还为营销活动提供了依据，这些活动利用男性和过度自信线索，以提高消费者对风险产品的采纳率。随着性别刻板印象变得不那么鲜明，身份对行为的影响也会减弱。因此，不同性别之间普遍存在的行为差异，持续时间可能比研究人员迄今所认为的要短。
参考文献
Akerlof, G and R Kranton (2000)，“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715-753.
Barber, B and T Odean (2001)，“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261-292.
Barnea A, H Cronqvist and S Siegel (2010)。“Nature or Nurture: What Determines Investor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8: 583-604.
Benjamin D, J Choi and J Strickland (2010)，“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 1913-1928.
Bertrand M, E Kamenica and J Pan（即将发表），“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hien Y, H Cole, and H Lustig (2014)，“Implications of Heterogeneity in Preferences, Beliefs and Asset Trad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Macroeconomy”， St. Louis Fed WP 2014-014A.
Croson, R and U Gneezy (2009)，“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2): 1-17.
D’Acunto, F (2015)，“Identity, Overconfidence,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工作论文。
DellaVigna S, J List, U Malmendier and G Rao (2013)，“The Importance of Being Margin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Genero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586-590.
Fast N, N Sivanathan, N Mayer and A Galinsky (2012)，“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7(2): 249-260.
Garleanu, N and S Panageas（即将发表），“Young, Old, Conservative and Bold: The Implications of Heterogeneity and Finite Lives for Asset Pric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即将发表。
Killingsworth, M (1987)，“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and Comparable Wor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4): 727-742.
Malmendier, U and G Tate (2005)。“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ournal of Finance 60(6): 2661-2700.
Sapienza P, L Zingales and D Mastripieri (2009)，“Gender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Risk Aversion and Career Choices are Affected by Testosteron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Willer R, C Rogalin, B Conlon and M Wojnowicz (2013)，“Overdoing Gender: A Test of the Masculine Overcompensation 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980-1022.
本文与[原载于]合作发布 VoxEU。刊载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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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rancesco D’Acunto，马里兰大学R.H.Smith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
图片：2012年5月22日，在澳门Gaming Expo Asia展会上，老虎机前的轮盘赌转盘上可见一颗小球。REUTERS/Bobby Y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