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尼日利亚政府在2017年通过石油出口获得了高达330亿美元的收入——超过89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这种资源红利在新兴经济体中十分常见。例如，在自然资源财富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7个是新兴经济体；而在最依赖自然资源提供GDP的前30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属于最贫穷的四分之一国家。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财富转化为社会经济繁荣？
遗憾的是，拥有自然资源的新兴经济体并未从自然资源中受益，反而常常陷入多层面的“资源诅咒”。治理不善和制度薄弱使得寡头统治者得以将利润转移给其圈内的亲信。大量资源出口可能导致货币升值，使经济中的其他行业在海外市场失去竞争力。而如果过多与资源相关的资本渗入国内经济，就可能推高房地产等本地资产的价格，将本地民众挤出市场。
这些悲剧性后果只会加剧压在这些国家身上的巨大经济发展挑战。例如，尽管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位于各国排名的后三分之一。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使创造就业更加困难之际，该国人口正在迅速增长。要将尼日利亚的青年人口高峰转化为人口红利，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投资。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的内部智库估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达15万亿美元，这还未计入气候变化的不可预测成本。这一缺口大部分位于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设立了自然资源基金（NRF）——即由自然资源财富提供资金的主权基金——以调节经济中与资源相关的资本流动。截至2019年，现存的52只自然资源基金中，有31只是2000年以后设立的。
迄今为止，大多数自然资源基金并未以国内发展为目标设立。通常，它们是作为稳定基金设立的，其职能是平抑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而引起的预算波动；或者作为主权财富基金（SWF）设立，旨在为子孙后代积累资本。总体而言，主权财富基金通常采取明确的策略，将大部分资本投资于海外资产，以获取全球多元化的收益，同时尽量降低因投入过多资本而使本地经济饱和的风险。
然而，随着国内发展重点的扩大，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增加自然资源基金用于国内项目的配置，或设立专门的主权发展基金（SDF），以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凡此类举措取得成功的地方，主权发展基金都通过国家财政框架统筹其投资，并专注于能力建设类投资，这些投资对私营部门而言规模过大、周期过长或处于过早阶段。其中包括深化金融市场、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培育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或推进大型社区发展项目等努力。
例如，阿布扎比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在该酋长国创建铝冶炼、飞机零部件制造和医疗保健等新产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马来西亚的主权发展基金Khazanah Nasional Berhad在发展伊斯干达特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特区被称为“马来西亚的深圳”，将与新加坡一道构成一体化的生产和服务基地，其制造成本低于这座城市国家。截至2018年3月，该项目已吸引超过2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
再看非洲，尼日利亚主权投资管理局（NSIA）正在投资建设一条通往该国北部卡诺州的跨尼日利亚天然气管道。这将为一个因烧柴取能而导致森林砍伐的地区提供可靠的能源来源。NSIA还与摩洛哥主权基金Ithmar Capital共同投资一条近海/陆上跨非天然气管道，该管道将为西非国家及欧洲提供能源。
此类举措值得肯定，因为它们培育了新产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促进了更广泛的繁荣。但是，为避免“资源诅咒”的破坏，我们主张采用一种通过国家财政框架统筹协调的模式，该模式将不同时间跨度的资本筹措职能划分给一系列“适合目的”的基金。
投资于流动性资产的稳定基金有助于平抑因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波动而引起的财政起伏（时间跨度为1至2年）。主权发展基金则侧重于通过投资新企业和发展项目，在中期（时间跨度为5至15年）产生社会和经济影响。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将投资于全球资产和证券，为子孙后代积累资本（时间跨度为15年以上）。
鉴于这3类基金的能力和治理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尼日利亚等国若能将其剩余石油财富注入此类专门设立的载体，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