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2000年，农村女性占世界人口的整整四分之一。然而，尽管人数众多，与城市女性相比，她们在权利得到保护和实现方面仍面临许多额外障碍。
以哥伦比亚为例。该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拥有相当完善的立法和公共政策。除了多项禁止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法律外，政府还于2012年公布了新的《国家女性性别平等政策》（Política Pública Nacional de Equidad de Género para las Mujeres），并制定了实施策略。但这些促进女性权利的法律和政策，为普通低收入农村女性带来了什么？过去几个月我走访的农业省份乌伊拉省和考卡省，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毫无成效。
这引出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与花多年制定专门针对女性权利的公共政策相比，政府能否通过推进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对女性产生更大影响？哥伦比亚的一些个案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优先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或许确实能更好地推动更广泛的女性权利议程。
在哥伦比亚，小农家庭农场是该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单位，这严重阻碍了女性融入农村工资劳动市场。例如，在咖啡行业，哥伦比亚生产者平均种植面积不足五平方公顷，永久雇工往往要等到作物售出后才能领到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本只能通过帮助提高家庭总体收入来支持女性的经济赋权。农村劳动力正规化和促进体面劳动议程必须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在这些议程取得进展之前，哥伦比亚实现经济权利的关键机遇包括：一方面，扩大信贷，并加强与国内外大宗商品市场买家的联系，使之更直接、更有效；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项目扶助那些被遗漏的人群，例如女性户主家庭，以及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流离失所家庭。
我在哥伦比亚研究中接触的女性咖啡生产者，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她们的丈夫和同居伴侣。针对农村社区女性的培训和教育投资，不仅能提高她们的收入潜力（随着女性更有能力负担托儿费用），也会为家庭带来许多有益的次级影响（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与其在家庭中地位上升相关）。
我在咖啡种植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时遇到的许多女性，倾向于认为自身福祉与子女福祉直接相关。因此，许多人曾接受推广服务（旨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培训）或某种技术培训，但由于课程安排与家庭责任冲突而未能完成培训。正如粮农组织2011年的报告 《农业中的女性》 所建议的，确保农业社区的推广服务不带歧视，有助于提高女性完成培训的比例。当然，这也与 哥伦比亚需要扩大托儿服务密不可分——这又是一项（或许尚未明确提出的）社会权利，女性从中受益的程度将远高于男性。
我项目调查的女性农民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低于家中男性，也比丈夫更少寻求医疗帮助。只有改善女孩的教育成果（鼓励女性寻求帮助），并提高农村收入（让家庭成员更公平地分享收入），这类社会规范才会开始改变。例如，在我们的田野研讨会上，青少年怀孕被认为是常见难题；提高女孩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减少这一现象。改善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会有所帮助：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 10万例活产中有83例死亡。
实际上，我们需要并行采取这两种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促进女性权利、打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也要促进所有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如果哥伦比亚等国在多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来应对性别问题，成效会更好。哥伦比亚成立总统委员会（“La Alta Consejería Presidencial para la Equidad de Género”）以落实《国家性别平等政策》，由此开启了这样的努力；现在需要兑现承诺。遗憾的是，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总统去年连任后，将平等政策搁置一旁，负责此事的副部长团队也被大幅裁减。
与此同时，为我那杯最爱的进口哥伦比亚咖啡提供咖啡豆的女性，仍在担心自己是否负担得起房屋亟需的翻修费用。也许要等到明年。
本文由 Open Democracy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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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布·麦克拉伦（Barb MacLaren）是一位常驻渥太华、从事国际发展工作的研究顾问。
图片：一名农民在萨赛马市附近的农场采摘咖啡豆。路透社/Jose Miguel Gome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