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首次正式发表关于女性从商的演讲，介绍了“女性领导力模式”；21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讨论同一个话题。
加拿大是最早签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签署时间是1981年。如今，性别平等是加拿大最受广泛支持、最少引发争议的价值观之一。然而，我们知道，尽管女性具备经商和创业的能力，她们仍然面临制度、社会和文化障碍，使她们的晋升之路艰辛而困难。
担任艾维商学院前院长期间，我投入大量精力，鼓励女学生追求成功的商业事业，并指导她们如何消除可能遇到的障碍。阻碍性别平等的挑战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很幸运，有导师、朋友和家人相助，为我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董事会中的女性人数已有所增加，但董事会多元化仍有提升空间。我任职的多数董事会都在积极讨论并规划如何让未来成员更加多元。许多组织已经成立，以推动这一进展。我参与了其中几个组织，并清楚地看到，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自上而下的领导至关重要。
衡量女性取得的成就时，审慎应当是首要准则。我们需要更好地追踪女性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轨迹。女性在生命最初三十年取得的集体成就超过男性，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们注意到她们在职业生涯中期出现了落后。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确保解决这种下滑。在我担任董事的通用汽车，公司开展了一项非常成功的试点计划“Take 2”，帮助通用汽车的女性员工在职业生涯中期休假后重返职场。目前该计划正在全球实施。
我们还需要解决许多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文化偏见。正如谢丽尔·桑德伯格和安妮-玛丽·斯劳特等人所记录的那样，我们应鼓励女性识别并消除长期累积、阻碍她们发展的不良习惯。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教育男性客观地评估女性。以初创企业领域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为例。资本渠道往往由男性掌控，女性因此常被轻率地贴上厌恶风险的标签。正如一项近期研究所指出的，深入考察发现，女性更倾向于创办能够长久经营、为所在社区创造持久价值的企业。长远来看，拓宽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评估企业时，不仅考量其规模化能力，也考量其可持续性。
我认为，在即将举行的SHAPE北美会议等活动中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至关重要。该会议由多伦多和渥太华共同主办，参与者是整个北美大陆最杰出的35岁以下群体。我对领导团队营造的进步文化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主席阿琼·古普塔；他确保这一话题得到直接、实质性的讨论，而非流于陈词滥调。
5月中旬，首批女性完成了美国陆军步兵训练；在该部队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这还是第一次。《纽约时报》报道称：“无论体重多少，男女背负同样的背包、投掷同样的手榴弹、肩扛同样的机枪。”这些女性默默地打破了壁垒。我希望未来的女性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类成就不再令人惊叹、不可思议，而是寻常之事。这就是超越象征性参与和现状的体现。
卡罗尔·斯蒂芬森，加拿大勋章官佐，是加拿大勋章获得者，曾任艾维商学院院长，并担任通用汽车董事会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