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的不确定性来源似乎日益增多，经济普遍放缓不应令人意外。只要管辖全球经济的规则和制度仍存疑问，持续的表现不佳便在意料之中。
全球经济正在走弱，很大程度上源于普遍而深刻的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
斯坦福大学的劳伦斯·J·劳（Lawrence J. Lau）已经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以牙还牙式的关税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或许对美国和中国的特定经济部门除外）。相反，这场冲突已经使人们对全球经济联通的未来产生疑虑，导致投资和消费在中国、美国及其各自的贸易伙伴之间均有所下降。
此外，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有所扩大。国有企业重新受到年轻求职者以及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业青睐，尽管许多国企其实应当进行重组而非继续靠扶持维持运营。与此同时，许多民营企业发现信贷稀缺且成本高昂，破产案件似乎也在增加。为扭转这种长期存在的公私不对称而进行的周期性政策干预，已被证明收效不足。
就美国而言，经济正从顺周期财政刺激中回落，这种刺激注定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直到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在收紧货币政策，较高利率的影响很可能因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的减税政策而被推迟。
与此同时，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的就业岗位已相对稀缺，而一系列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业职位空缺正在增加。更广泛地看，生产率增长呈下降趋势，削弱了长期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趋势部分源于新数字技术的应用滞后。另一个因素是日益扩大的技能错配，这也导致传统蓝领工作与服务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下降。
政治发展也在加剧不确定性。在美国，没人知道2020年总统选举将使唐纳德·特朗普连任，还是由一个来自中间派或极左派的新民主党政府执政。政策情景的范围十分广泛——从针对主要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行动，到全民医保方案以及税制的重大变革——其广度之大为数十年来所未有。
欧洲的情况与此并无太大不同。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兴起，反建制政党在许多国家或已赢得更多支持，或已掌权。鉴于这些发展，欧盟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推行亟需的结构性改革。能够推动此类改革的仅有的两位领导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在政治上都已被削弱。默克尔已宣布本届任期将是她的最后一届，而马克龙自11月以来一直在应对大规模（且许多情况下伴有暴力）的抗议活动。
届时到了5月，所有人的目光都将投向欧洲议会选举，该选举可能导致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人事的重大洗牌。更使局势复杂的是，英国已陷入脱欧的“兔子洞”，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的氛围。
在经济层面，德国的麻烦——源于其规模庞大的工业部门以及对中国局势发展的高度敞口——已在整个欧洲产生溢出效应。意大利仍处于长达二十年的增长乏力时期，青年失业率高达令人难以容忍的32%。更糟的是，意大利政府在财政规则问题上对欧盟采取对抗姿态，却缺乏实现长期增长的可靠计划。随着意大利主权债务重新回升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40%，有理由担心，一旦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如2010至2012年间的情形），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如果真的发生，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央行将如何应对。无论如何，增长乏力都将加剧意大利银行业的脆弱性，因为增长放缓往往导致不良贷款上升。这反过来将导致信贷收紧，并损害意大利经济中仍然稳健的部门。
更广泛地看，欧洲在创新和采用新数字技术方面正落后于其他强国。但数字技术本身也在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数字平台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进程尚不明朗；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放大了社会裂痕，并使民主选举更容易被利用。这些裂痕之下潜藏着强大的经济趋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发达经济体普遍可见的劳动力市场与收入两极分化。
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重大转型，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商业模式和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业正占全球贸易的一个日益增长的份额，与此同时，各方正在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来源。最终市场的位置和供应链的格局正在变动之中，甚至被彻底颠覆。虽然全球治理结构和规则显然需要全面革新，但现有国际机构缺乏独自推动此类变革的权力，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似乎也无力胜任这一任务。
综合来看，这些多样化的经济与政治趋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发另一场全球危机或骤然停滞。无论如何，它们都将维持一段漫长的剧烈不确定时期。在这种条件下，谨慎可能看似对企业、投资者、消费者乃至政府而言都是最佳策略。但谨慎也有其自身代价：那些未能在例如新数字技术上投入足够资源的企业和国家，很可能会被时代抛下。只要管辖全球经济的规则和制度仍存疑问，持续的表现不佳便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