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个发达经济体对家庭财富征税，如今只剩四个，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7年废除了本国的版本。然而，美国围绕一项提案爆发了激烈争论。该提案由民主党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拟对“超级百万富翁”的财富征收2%的税（对亿万富翁的财富征收3%）。
在一本新著作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曾为沃伦提供咨询，他们声称，沃伦的税收将遏制美国日益加剧的财富集中，每年可带来约25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GDP的1.2%。但批评者包括拉里·萨默斯，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以及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格雷格·曼昆，认为财富税只会带来很少的收入，扭曲投资者行为，且无法遏制亿万富翁的权力。围绕财富税的持续争议注定将成为民主党的一个关键议题。
这场辩论的起点相当清晰。巴黎经济学院的卢卡斯·尚塞尔在近期一场关于应对不平等、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上指出，至少在美国，财富集中度的上升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赛斯和祖克曼的说法，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目前拥有全国40%的财富，而后90%的家庭仅拥有四分之一。自1980年以来，1%与90%的位置已经对调。
经济学家通常不愿对财富不平等做出规范性判断，因为理论并未为此提供恰当的标尺。如果创新者变得极其富有，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极具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其财富是应得的——或者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了垄断租金，而这应通过竞争政策而非税收来解决。例如，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主张遏制亚马逊日益增长的垄断权力，但大多数人并不主张对杰夫·贝索斯的创新价值征税。
此外，财富税本身也引发了争议。正如曼昆所暗示的，不妨设想两位收入相当但生活方式不同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为何储蓄和投资的人要比乘私人飞机去滑雪的人缴纳更多税款？毫无疑问，储蓄者对集体福祉的贡献更大；如果税负要落在某人身上，那也应该是滑雪者。
出于这一原因，许多经济学家主张采用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相结合的办法，而非对财富征税。但这一想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许多超级富豪的收入很少。正如赛斯和祖克曼所指出的，沃伦·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的收入仅略高于其支出。他们的财富增长源于资本利得，而非储蓄所得。而且，由于此类利得只有在相应资产出售时才需纳税，他们每年的财富增长基本上逃避了征税。
第二个障碍在于，遗产税在政治上极具争议。民意调查一再显示，经济学家们虽然青睐这一想法，但大多数选民却极为反感。政治家们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往往会避开大多数选民所排斥的事物。
但如果所得税不适用于资本利得，遗产税在某人去世时也无法实现财富再分配，那么财富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加剧。有人会说，只要资本用于生产性或集体有益的用途，这就没有什么问题。例如，在德国，私营企业免征遗产税，使得家族所有的Mittelstand企业——这类企业对该国的繁荣至关重要——可以传承给下一代。
然而，一个由继承人主导的社会——在其中，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不如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资本重要——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难以持续，在经济上也可能缺乏效率。继承人往往是不称职的管理者和投资者。
的确，财富税并非没有困难。例如，当一家初创企业尚未产生任何收入、但其公司已具有市场价值时，应如何对创始人征税？他或她是否应以股份向政府缴税？而在欧洲，由于缺乏统一的税收制度，当富人可以轻易迁往其他国家时，各国当局该如何应对？设计一项公平而高效的财富税，注定比其支持者通常所声称的要复杂得多。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过去欧洲的财富税并不值得效仿。它们的起征门槛过低——以130万欧元（150万美元）为例，即法国的“团结财富税”（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因此漏洞百出。在法国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只要不出售公司，就可免于纳税。这导致成功的连续创业者被征税，而懒散的企业家却未被征税。而一个中等富裕的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很容易产生负的税后回报，而该国100位最富有人士的财富实际税率却低得离谱，仅为0.02%。
正如赛斯和祖克曼所主张的，财富税应平等对待所有资产，并设置足够高的起征门槛。沃伦提议对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富征收2%的税。在欧洲，同等门槛可能会更低，但肯定不足以让托马斯·皮凯蒂感到满意——他在其最新著作中提出每年对200万欧元的财富征收5%的税。沃伦想要改革资本主义，而皮凯蒂则想终结资本主义，并消除我们所熟知的私有财产。
不平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政策辩论的焦点，这有充分理由。财富税并非灵丹妙药，甚至也不是应对顶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理想方案。但在缺乏更好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一项合理的次优政策。至少，这一想法不应被当作异端邪说而遭到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