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实现包容性经济繁荣的核心挑战在于创造足够数量的“好工作”。如果大多数劳动力无法获得高效且可靠的就业，经济增长要么难以实现，要么其成果最终只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好工作的稀缺也削弱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为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威权主义和本土主义反弹火上浇油。
好工作的定义显然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它通常是一个稳定的正规部门职位，并享有核心劳动保障，例如安全的工作条件、集体谈判权利，以及防止任意解雇的相关规定。按照该国的标准，它至少能够支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收入足以支付住房、食品、交通、教育及其他家庭开支，并留有一定储蓄。
世界各地的企业个体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改善就业条件。大型企业若善待员工，例如提供更高薪酬、给予更大自主权和承担更多责任，往往能获得回报，表现为员工流失率降低、员工士气提升和生产率提高。麻省理工学院的泽伊内普·通（Zeynep Ton）已长期主张，“好工作”策略对企业的盈利价值与对员工的价值一样大。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远非企业自身所能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正在遭受生产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日益扩大的错配之苦。生产日益趋向技能密集型，而劳动力的大部分仍为低技能。这造成了所创造的工作类型与该国拥有的劳动者类型之间的差距。
技术与全球化共同扩大了这一差距，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实现自动化和数字化。新技术原本理应使低技能劳动者受益，但实际上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取代劳动力的。此外，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尤其是全球价值链，使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趋于同质化，使较贫穷国家若不采用与发达经济体相似的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就很难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其结果是经济二元化的加剧。当今世界的每一个经济体都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部门，通常与全球高度融合，仅雇用少数劳动力；另一部分是低生产率部门，吸纳了大部分劳动力，且工资往往较低、工作条件较差。两部分的比例可能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高生产率企业显然占比更高。但从性质上看，富国与穷国的情况相当相似，并产生了相同的不平等、排斥和政治极化模式。
从逻辑上看，缩小生产部门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错配的方式只有三种。第一种策略，也是获得大部分政策关注的策略，是投资于技能与培训。如果大多数劳动者掌握了先进技术所需的技能和能力，随着高生产率部门以牺牲其他部门为代价而扩张，二元化最终将会消退。
此类人力资本政策固然重要，但即便取得成功，其效果也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它们对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现实几乎无济于事。劳动力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转型。此外，技术发展速度超过社会培养新进入劳动力的能力，这种现实风险始终存在。
第二种策略是说服成功的企业雇用更多非技术工人。在技能差距不大的国家，政府可以（也应当）推动其成功企业增加就业，无论是直接增加，还是通过其本地供应商间接增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影响技术创新的性质方面也负有责任。政府往往补贴取代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而非推动创新朝着对社会更有益的方向发展，以增强而非取代低技能工人的作用。
此类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产生多大作用。对它们而言，主要障碍仍将是现有技术留给要素替代的空间不足：即用低技能劳动力替代熟练专业人员或实物资本。满足全球价值链供应所需的严格质量标准，不能轻易通过以人工替代机器来达到。这就是为何即便在劳动力最为丰富的国家，例如印度或埃塞俄比亚，全球化的生产仍依赖相对资本密集型的方法。
这使得大批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两难境地，从墨西哥和南非等中等收入国家，到埃塞俄比亚等低收入国家，莫不如此。改善教育机构这一标准药方无法带来近期收益，而经济中最先进的部门又无法吸纳过剩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
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第三种策略，这或许是最少受到关注的一种：扶持中间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低技能经济活动。旅游业和非传统农业是此类吸纳劳动力部门的典型代表。公共就业（包括建筑和服务提供）曾长期被发展专家所轻视，也是可能需要关注的另一领域。但政府的努力仍可走得更远。
此类中间性活动主要是由中小型企业开展的不可贸易服务，其生产率不会是最高的，这也是它们很少成为产业或创新政策重点的原因。但相较于非正规部门的其他选择，它们仍可能提供明显更好的工作机会。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往往过于专注于推动最先进的技术和扶持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但未能创造优质的中产阶级工作，会带来极高的社会和政治代价。降低这些代价需要转换重点，专门针对与一国现有技能结构相匹配的工作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