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施耐德经常比一位女性同事妮可·霍尔伯格更快完成工作，两人在同一家小型就业服务机构任职。他原以为这是因为自己经验更丰富。
然而有一天，一位客户突然变得“难以应付”“粗鲁”且“态度轻蔑”，施耐德在一组推文中回忆道。
他很快明白了原因。施耐德在给客户发消息时，无意中用了霍尔伯格的电子邮件签名。（他们共用一个收件箱。）当他告诉客户自己其实是马丁而不是妮可时，双方的交流“立即改善”。
对此感到好奇的施耐德和霍尔伯格决定做一项实验：两周内互换电子邮件签名。结果如何？霍尔伯格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效率最高的一周”。与此同时，施耐德则身处“地狱”，客户居高临下地对待他，并质疑他提出的每一项建议。
施耐德在推文中总结了这一教训：“我的工作能力并不比她强，我只是拥有这种看不见的优势。”
职场性别歧视
在许多方面，他们的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职场性别歧视已在调查中得到充分记录，也见于学术文献。近期有关私营和公共部门公开骚扰事件的报道证实，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此外，数据显示，不同职业和技能水平的薪酬、招聘和晋升方面持续存在性别差距。
我自己的研究关注迅速发展的零工经济——其中的工作是短期或自由职业，而非长期固定岗位——如何影响性别歧视及其他形式的劳动歧视。我们最近与阿根廷分配、劳动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男性特权问题。
玛丽亚和何塞
劳动力市场歧视向来极难研究。
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试图将能力、职业偏好、对风险和谈判的态度以及其他劳动者特征方面的差异，与雇主真正的歧视区分开来。然而，随着经济交易日益转向点对点平台，这种视角忽略了歧视问题中一个重要环节：雇主的性别与求职者的性别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例如：性别刻板印象是否也会让女性在由她们负责招聘时处于不利地位？女性是否不太愿意与男性雇主协商薪酬和晋升？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如下实验：我们从
Nubelo平台随机选取并邀请了2,800名自由职业者申请一项工作：转录并剪辑一段时长一小时的营销视频。Nubelo是一家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大型短期合同在线平台，目前已成为Freelancer.com的一部分。所有邀请都来自同一家虚构的营销服务机构。随机选出的一半自由职业者收到由“玛丽亚”发来的邮件，其余人则从“何塞”那里得知这份工作机会。此外，一半邀请要求自由职业者为这项工作报价，另一半则提供固定报酬250欧元（301美元）。
职场中的男性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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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直觉：男性特权不仅会在女性求职时伤害她们，也会在她们负责招聘时让她们处于不利地位。在我们的研究中，尽管工作内容完全相同，何塞却能以显著低于玛丽亚的价格招揽潜在求职者。何塞发出邀请时，候选人平均报价124欧元；玛丽亚发出邀请时，他们则要求158欧元（同一份工作价格高出约27%）。
世界经济论坛
女性是否更不愿意与何塞或玛丽亚谈判？我们的研究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四种雇主与自由职业者组合之间，谈判偏好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收到要求报价的邮件后，女性自由职业者回复的可能性与男性一样高；邮件来自玛丽亚还是何塞，也没有影响。
换句话说，只要游戏规则明确（即自由职业者应自行报价），女性求职者就愿意像男性求职者一样讨价还价，而且对方（雇主）的性别似乎不会影响这一结果。
零工经济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人靠零工经济谋生。在2016年的一项
民调中，2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通过零工经济平台赚钱，其中大多数人说这笔收入对维持生计很重要，甚至不可或缺。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什么？有人
认为，“非传统就业”安排的兴起可能为女性提供机会，帮助她们缩小劳动力市场中尚存的差距。我们的结果显示，未来更难以预料。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谈判规则明确的职场环境可能有利于女性，因为研究显示，规则不太明确时，男性往往更占上风。另一方面，我们的结果表明，零工经济可能加剧性别歧视。在竞争异常激烈、节奏飞快的在线劳动力市场中，招聘和薪酬依据的是关于每位劳动者的少量可核实信息。这些条件助长了关于女性“适合”从事哪些工作、她们的生产力以及谈判意愿的刻板印象。此外，随着传统的雇主与劳动者关系被全球范围内的点对点交易取代，反歧视劳动法的实施也变得困难。
展望技术对未来工作的影响，我们既有理由保持乐观，也有许多值得担忧之处。事实上，技术虽然拓展了人类的能力，却遗憾地无法消除我们的偏见和成见。შ്
展望技术对未来工作的影响，我们既有理由保持乐观，也有许多值得担忧之处。事实上，技术虽然拓展了人类的能力，却遗憾地无法消除我们的偏见和成见。
